由两张老照片勾起的海鸥电扇初创往事
■王大器
前几日回嘉兴与老友相聚，我从林康（网名“梅里老林”）手中得到两张老照片的翻拍件，这是他在王店廿街下老宅整理岳母杨瑞珍老人生前遗物时发现并翻拍的。照片摄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里面的人都是我刚进王店电扇厂时的工友与师傅，也是海鸥电扇最早的一批创业者。那个年代拍照不易，我一直没能留下师傅们的影像，可他们的模样，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脑海里。岁月流转，当年的初创前辈与老师傅们，大多已和“海鸥电扇厂”一道，渐渐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但那些在艰苦岁月里并肩奋斗的日子，那些灯下钻研、汗洒车间的日夜，那些朴实无华却坚韧如山的身影，从未真正远去。上世纪末，嘉兴市海鸥电扇厂破产退出历史舞台，和上海华生、苏州长城、广州五羊、南京蝙蝠、杭州乘风等当年全国电风扇一线品牌一样，相继落幕，这是社会变革的必然。或许只有我们这些亲历者，才会如此怀念那段属于自己的青春岁月。而这一切的起点，要从1969年初说起。
1.前排左起：潘静宝、夏鸿珍、赵秀玉；后排左起：许文华、朱惠英、杨瑞珍。
2.前排左起：沈爱文、杨瑞珍、邢惠芬、朱惠英；后排左起：蒋玉英、阎淑芬、潘静宝、夏鸿珍、赵秀玉。
那时，在王店镇一处名为“南圣堂”的破旧庙堂里，诞生了一家小型民办五金厂，这是为解决待业人员就业问题，由街道革委会副主任张福根牵头组建。建厂初期，夏鸿珍、杨瑞珍、赵秀玉、朱惠英、沈爱文、吴秀英、陈小花、潘静宝和金淑昭等九位女同志和仅有的一位男同胞、谑称为“洪长青”的许文华，成了小厂最初的工作者。这十位元老凭着“十把锉刀、五根杠杆”的韧劲，硬是把小厂办了起来。后来，由街道委派蒋玉英担任五金厂的负责人。
工厂以破“四旧”后清空神像的庙堂为厂房，可资金严重不足，设备、材料和生产技术样样匮乏。为尽快投产，大家开动脑筋，想想方设法，购置了一批由其他工厂淘汰的旧机床与简易工具，先后生产了铁钉，装配袜针、黄油枪等小产品。但尽管干劲十足，却利润微薄，经营异常艰难。好在许文华头脑灵活、善于营销，经过他多方奔走，带着家乡的鸡蛋、土鸡和鲫鱼等土特产打通关系，终于拿到了上海华生电扇厂整套废次品零部件的购买权，工厂由此开始拼装电扇。
时任街道革委会副主任的张福根则从自己直管的镇河岸修理队中精心选调了几位身怀绝技的技术人员进厂，张炳荣、林桓楠擅长机械专用设备及工夹模具的设计与自制；任志刚擅长电气类专用设备的设计与自制；黄文奎擅长刀口冲裁模的设计与制作；何祖椿擅长电气及电机方面的检测工作。这五位身怀绝技的师傅，都是在“反右”和“文革”中被下放到王店的技术人才。在这特殊的年代，他们默默无闻地埋头实干，毫无保留地把技术手把手传授给年轻人。虽然我们从未举行过拜师仪式，可在我心里，他们就是我们真正的师傅。他们不仅将自己的一身本事倾囊相授，更将成绩荣誉主动地让给我们年轻人，这份胸襟至今想来格外珍贵。我虽没能留下他们的照片，心中却永远满怀敬仰与怀念。他们本是社会精英，因时代际遇，从大城市来到偏僻小镇，却依旧凭着的扎实功底和动手能力，成为厂里的技术核心，为王店电扇厂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在那间由老庙堂改成的生产车间内，我与袁华强、朱建康、康国新、夏惠珠、莫凤玲、徐锦英、倪光荣、姚纯生、周建华、童建林、陈坚德、徐胜祥和付明生等一众青年同伴，跟随照片中的前辈及张炳荣等师傅辛勤劳作。除了初创元老与技术前辈外，还有张绍裘、张金根、陈汉贤、余志超、邢惠芬等有一技之长的师傅同样值得敬佩。他们吃苦耐劳、踏实肯干、不计个人得失，与众人一同埋头苦干，默默撑起工厂最坚实的生产一线，是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石。
从外购零件拼装，到仿制，再到自主生产，一路上困难重重，步履艰难。在师傅们的带领下，我们从零部件组装起步，慢慢摸索自主制作。没有资金购置新车床，就四处找来别人淘汰的旧皮带车床，重新铲刮导轨、研磨修整主轴铜轴瓦后继续使用；没有资金购买昂贵的压铸机，就用铁板、木料在旧车床上垫高动力箱、加长床身，在B665普通刨床上采用加长刀杆接刀法加工土压铸机的大型零部件。没钱添置专业设备，就土法上马、因地制宜，在随后几年里陆续造出多种电扇专用设备。在张炳荣等师傅主持下，我们从最早的人力杠杆式土压铸机起步，一步步改进，先后设计制造出半自动螺杆式压铸机，还首创双头螺杆电动压射式机动立式压铸机。同时自制点焊机、对焊机、网罩成型机、网罩浸漆甩干机等一系列电扇专用设备与压铸模具。
初创时期那台土压铸机的生产场景，让我至今仍历历在目。现在的人很难想象，当年的铝压铸电扇电机转子领圈，就是这样一锤一锤敲出来的。这道工序需要三人紧密配合：一人站在高凳上待命，另外两人分别将铝合金熔液倒入压室的石棉杯、把转子硅钢叠片放进模具，再同时对向用力旋动转盘螺杆完成合模。合模到位后，站在高凳上的人立刻纵身跳到杠杆踏板上，靠自身重量推动活塞，将熔液压入模具内的硅钢片之中。张绍裘、陈汉贤、张金根、陈小花四位师傅，几乎包干了这份又苦又重的体力活，日复一日，却始终任劳任怨。
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师傅们认真钻研、踏实工作，为我们年轻人树立了最好的榜样。我们跟着师傅学技术、学吃苦，慢慢独当一面，成为工厂发展的新生力量。全厂在张福根、沈连友、蒋玉英、夏鸿珍的带领下，上下一条心。即便“文革”期间社会动荡，不少工厂停工、学校停课，我们厂的工人却始终夜以继日地工作。从零部件拼装到模仿试制，再到自主制造零部件，大家把当年算得上奢侈品的电风扇，一点点做成了属于自己的产品，每一步都浸透着汗水与智慧。
1978年初，设在湖州的嘉兴地区二轻局副局长郑龙卿从乍浦拆船工地的外国货轮上带回一台日本KDK牌300毫米台扇，做工十分精良。他许诺张福根厂长：如果你们也能造出这种电扇的话，局里可考虑让你们厂转制！当时王店电扇厂还是镇办民办企业，这个机会无比诱人。张厂长连夜召集青年骨干与老师傅，对这台日本电扇全面拆解测试、分析技术难点。大家一致认定，技术的关键在电机与铝合金压铸。我们以前都用翻砂浇铸替代，而日本电机是电容式，能效高、噪音低；尤其是号称“电扇五大件”的前端盖、后端盖、后罩壳、底座的压铸模具和风叶成型模具，开制难度最大，且几乎所有零部件都需要重新设计开模。厂领导果断决定：立即仿制样机、全部开模！得知试制成功后就能转制，我们几位青年骨干摩拳擦掌、铆足干劲，大家积极认领拆解后的零件，夜以继日地研究加工模具和工装夹具，失败了就修改，再失败再重来。历时半年，全部零部件终于试制成功，第一台300毫米仿日式电容电机台扇顺利试装。
3.1978年仿日本KDK款式的海鸥牌300毫米电容式台扇，目前笔者仍在使用。
为加快进度，张厂长带着我和许文华，把三台样机送到广州电器科学研究所进行检测——那时我国尚未出台电风扇国家标准。平生第一次坐上飞机，从杭州笕桥机场飞往广州白云机场。当时一张机票72元，而我的月工资只有23元，几乎相当于三个月的收入。那是我生平头一回坐飞机，心里既紧张又激动，望着窗外的天地，只觉得肩上担子很重，一心只想把样机检测顺利完成，不辜负全厂工人的期望。我们在广州焦急等待了一个星期，终于拿到了产品合格证书，检测结果显示，样机完全符合《国际电工委员会电扇安全和性能标准》。随后，张厂长与嘉兴县二轻局领导带着样机和检测证书，一同呈报嘉兴地区二轻局，得到了地区二轻局领导的高度评价与充分肯定。由此，小小的民办王店电扇厂正式更名为嘉兴电扇厂，并破格转为二轻集体企业。民办企业时期，我们这些年轻人心里总揣着几分自卑，尤其在一墙之隔的轻工机械厂职工面前总觉得矮了一截，大家甚至自嘲说，连找对象都比别人难。这次转制，无疑让我们挺直了腰杆。
1979年5月，嘉兴电扇厂与嘉兴轻工机械厂合并，1980年11月正式更名为嘉兴海鸥电扇厂，为工厂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之后在姚金林为首的领导班子带领下，工厂驶入发展快车道，打造出远近闻名的“海鸥牌”电扇，成为嘉兴轻工业一张响亮的名片。
我永远不会忘记，是张炳荣、任志刚、林恒楠、黄文奎、何祖椿等技术前辈，以一身精湛手艺，为工厂筑牢根基；不会忘记许文华、杨瑞珍、张绍裘、陈汉贤、张金根等一线工人，以苦干实干，撑起了一片天地。他们是无名英雄，是我入行的启蒙恩师，是他们用一生坚守与默默付出，托举着我们成长，带领小厂一步步走向自主生产。没有他们，就没有王店的海鸥电扇，更没有我们这一代人滚烫的青春。今谨借媒体一隅，向所有为海鸥电扇奉献过的初创前辈和工友同仁，致以最深切的怀念和最崇高的敬意！
【作者简介】 王大器，嘉兴王店人。喜文学、音乐、书法、摄影、旅游。退休后初涉写作，有小文见《嘉兴日报》和《秀洲文史》。虽无志无才，但热爱生活，在文学艺术中寻觅愉悦，享受不同人生的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