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厚的相集里，夹着张已经泛黄的黑白照片，边缘被岁月磨出了浅淡的毛边，每一道痕迹都裹着1969年盛夏的热风。照片拍在那年6月，正是暑假刚开始的日子，学校组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去周边乡村做“四夏”巡回演出，这是我们出发前在学校操场的合影。为了这张照片，我们不顾30多度的高温，额角的汗把额发浸得一缕缕贴在皮肤上，还是规规矩矩套上了当时最流行的厚黄军装，谁也没喊热。队旗被风鼓得猎猎响，“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几个字格外醒目，队旗上“宣”字下面的那个人就是作者本人。那时的我们正值青春年少，个个精神抖擞，手持毛主席语录，拥簇着毛主席画像，留下了这张属于那个特定时代风貎的相片。

宣传队四夏巡回合影照

拍照的第二天我们就收拾行李出发了。要去的十几个村子都在水网地带，陆路不通，行李和演出道具又多，每个村子都特意派了挂浆船来接我们。船夫的竹篙往岸边一点，木船就慢悠悠滑进了河道，两岸是漫无边际的金色麦浪，风一吹就滚起千层浪，混合着水腥气和麦香的风扑在脸上，我们坐在船板上哼着歌，觉得连水浪晃得船身打晃都有意思。到了村里，大队干部早早就等在岸边，给我们安排住宿的地方多是生产队里闲置的大屋，男女分住两间，地上铺一层厚厚的稻草，再铺上自己带的铺盖，就是临时的床。夜里躺在地铺上，能听见墙角的虫儿鸣叫，还有远处田野里传来的蛙声，累了一天的我们沾着枕头就能睡着，从来没人叫苦。

因为正值农忙，村民们白天都要下地抢收麦子，演出就都安排在晚上。条件好的村子有大会堂，我们就在台上搭个简易的幕布；条件差的就直接在打麦场演出，提前把堆着的麦秸挪到边上，平整出一块空地当舞台。那时候农村还没通电，全靠两盏汽油灯照明，点起来刺啦啦响，白亮的光一照，周围的小飞虫密密麻麻绕着灯转，我们站在灯下演出，也毫不在意。

白天我们也不闲着，跟着村民们下田割麦子、捆麦秆。下午就回住处排练节目、对台词，傍晚早早吃完晚饭，就凑在一块化妆——所谓的化妆也简单，就是嘴巴上涂点粉红，女队员们梳着整齐的头发，扎上麻花小辫，小伙子们把军装理得平平整整，就等着开场。

网友帮助修复上色的老照片

演出的消息早早就传遍了全村，往往我们还没准备好，会堂里、打麦场上已经坐满了人，老人搬着小板凳坐在最前面，小孩子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就等着节目开始。我们演的都是村民们喜闻乐见的短小节目：有慷慨激昂的独唱、大合唱，有节奏明快的舞蹈，还有天津快板、三句半，偶尔也排个小歌剧，内容全是歌颂党、歌颂毛主席，宣传“抓革命促生产”的道理，台词都是大白话，村民们看得懂也听得明白，每次演到精彩处，台下都是一片叫好的掌声。那时候农村的文化生活实在匮乏，一年到头也看不上几回演出，所以我们每到一个村，村民们都把我们当贵客待，大队里专门派了人给我们做饭，伙食上格外照顾，中午总能吃上鱼和肉，还有当地特色的涨蛋糕，蛋糕涨得蓬蓬松松，咬一口满嘴香。

有一件事过去了五十多年，我还是记得清清楚楚。那次我们到中堡夏庄村演出，村干部知道我们赶路辛苦，特意弄了几斤难得的糯米，说第二天早上给我们煮糯米粥当早饭，大伙听了都高兴得不行。负责做饭的王大妈家里也有农活要忙，为了省时间，头天晚上就把糯米淘好了，盛在斗形的竹箩里。那竹箩底部四个角有五厘米高的竹脚，搁在地上时箩底不着地，大妈想着这样晾着米不会坏，就随手放在了灶房的地上。第二天天还没亮，大妈摸黑就进了灶房烧早饭，锅里水烧开了，她端起竹箩就把米全倒进了锅里，还拍了拍箩底，把沾着的米粒都扫进了锅，盖上锅盖就烧火，没多久一锅稠稠的糯米粥就煮好了。

等到开饭的时候，我们刚盛起粥就闻到一股刺鼻的骚味，用筷子在碗里一搅，居然看见好几只俗称“骚鸡娘娘”的长虫混在粥里，几个喉咙浅的同学当场就反胃吐了出来。原来那天灶房里潮气大，竹箩虽然没挨着地，可这些虫子还是顺着竹脚爬了上去，躲在箩底的缝隙里，大妈摸黑没看见，就全跟米一起倒进了锅。大队长闻讯赶过来，气得直跺脚，一边给我们赔礼道歉，一边转头就把王大妈狠狠批了一顿。大妈站在边上满脸愧疚，不停搓着手说自己太粗心，我们反倒不好意思，都劝大队长别骂了。最后大队长指点人把整锅粥都拿去喂猪，重新开了一袋米给我们煮了白粥，这件事说起来有点好笑，可现在想起来，全是那个时候的人最朴素的实诚。

照片里站在最左边的是徐老师，也是我们宣传队的领队，队里所有的节目都是他一手策划导演的。他看着是五大三粗的汉子，却有个绝活：能一个人分饰三角演《红灯记》里的《痛说革命家史》，李玉和的硬朗、李奶奶的慈祥、李铁梅的稚嫩，他都演得惟妙惟肖，念白字正腔圆，动作一字一板，每次演出的压台戏都是他的样板戏折子戏，台下的村民看得入迷，掌声叫好声经久不息，早把白天的疲劳甩到九霄云外去了。徐老师后来当了沙沟中学的教导主任，再后来成了校长，一辈子都在教书育人。那年校庆我们部分宣传队队员见到他，我说起当年下乡演出的事，他笑得眼睛都眯成了缝。

站在最右边的高个子是姜老师，他的际遇就让人唏嘘了。他本是苏州大学化学系的高材生，毕业的时候主动打申请要回家乡教书，说要报答养育他的这片土地。他平时最喜欢摆弄花花草草，教学楼前的月季、操场边的美人蕉都是他种的，把学校打理得像个大花园。他还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男高音唱得格外亮，刚好那时候学校缺音乐老师，本来教化学的他就临时改教了音乐，我们宣传队的合唱都是他教的。可文革的时候，他因为护着班里的学生，得罪了县工作组驻校的头头，再加上家庭成分不好，就被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批斗了好多次，身心都受了重创。这次下乡演出本来他是要跟我们一起去的，照片都拍了，可出发那天我们在码头等了半天也没见他来，后来才知道有领导说他“没资格宣传毛泽东思想”，又把他拉去隔离审查了。

我毕业离开学校后没多久，听说他的问题平反了，终于回到讲台教化学。可没安稳两年，灾难又找上了他：一次上化学实验课的时候意外爆炸，他为了护着跟前的学生，扑上去挡了一下，双手和一只眼睛被炸伤，留下了终身残疾。再后来他提前病退，去了爱人在上海的单位，在一所职工大学当讲师。后来他回沙沟我见过他一次，他知道我在挖掘沙沟镇历史资料，当场表示支持，记得后来他还请人给我捎过一封长信，是用练习本纸写的，有六张那么多，信内提出了古镇打造的几点建议，并要我转达地方政府领导。每次看到照片上他站得笔直的样子，我都忍不住要叹气，那么好的一个人，一辈子都在为家乡默默奉献，偏偏命途多舛。

这张老照片我藏了五十多年，每次拿出来看，那些快被时间淹没的往事就都涌了上来：河面上晃荡的木船、打麦场上亮得晃眼的汽油灯、徐老师演样板戏的样子、烧饭大妈愧疚的脸，还有姜老师唱歌时嘹亮的男高音嗓子。原来我以为自己岁数大了，很多事都记不清了，可真要提笔写的时候才发现，那些画面早就印在了脑海里，那些在风里飘着麦香的日子，那些和伙伴们一起唱歌演出的日子，那些被素不相识的村民细心照顾的日子，从来都没走远，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