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黄的相纸带着淡淡的油墨香，这组民国老照片藏着太多难忘的瞬间。它们没有宏大的叙事，却用最细腻的镜头，记录下民国时期不同地域、不同人群的生活日常，让那段远去的岁月变得鲜活可触。
这张照片呈现了民国时期北京郊区刚铁庙前，一群在此养老的前清太监。
太监是中国古代宫廷中被阉割后专门为皇室服务的男性。清朝灭亡后，大量太监失去了在宫廷中的工作和生活来源。这些前清太监大多出身贫寒，幼年时被送进宫中，民国时期，随着封建帝制的结束，宫廷制度瓦解，他们失去了原本的依靠，生活陷入困境。
刚铁庙成为这些太监养老的地方，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方面，太监们在宫中服役多年，积累了一定的钱财，他们会集资购置土地房产等，刚铁庙就是他们共同经营或购置的产业，用于养老 ；另一方面，太监群体相对特殊，在社会上受到一定歧视，彼此之间抱团取暖，在刚铁庙生活可以相互照顾，寻求心灵慰藉。而且刚铁庙远离城市喧嚣，生活成本相对较低，比较适合他们安度晚年。
这张照片是张作霖葬礼现场的场景。照片中，中式传统建筑风格的庙宇前，竖着写有 “陆海军大元帅张公雨亭之铭旌” 的竖幅。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乘坐的专列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毁，史称“皇姑屯事件”，张作霖因伤重不治身亡。当时，东北局势复杂，为稳定局势，张学良等人采取了秘不发丧的策略，对外宣称张作霖只是受了轻伤，以此迷惑日本关东军，避免其趁机发动军事行动。直到局势稍稳后，才开始筹备张作霖的葬礼。
这张照片定格了张作霖葬礼现场。照片中，张作霖的子孙们身着素服，整齐地跪成一条长长的队伍，依次排列在一处门庭前。门庭上方悬挂着装饰，两侧的门柱上贴着挽联，字迹清晰，表达着对逝者的哀悼之情 。
张作霖生前是北洋军阀中的关键人物，势力庞大，其葬礼规格理应极为隆重。尽管当时东北面临日本的军事压力和政治威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葬礼的筹备和排场，但仍有众多军政界人士、社会名流前来吊唁。
民国初年，黄河上用皮筏运送邮件，皮筏上放置着许多包裹严实的邮件，两位工作人员身着当时的服装，一位正划动长桨，掌控皮筏的行进方向，另一位则坐在一旁，可能在留意皮筏的状况和周围的环境。
照片中的皮筏是一种传统的水上交通工具，通常由羊皮或牛皮充气后捆绑而成，具有轻便、灵活且适应黄河复杂水情的特点。民国初年，国家在经历了从封建帝制到共和体制的转变后，各项社会事业都在逐步建设和完善，邮政系统也不例外。
当时，陆上交通设施并不发达，尤其是在黄河流域等地区，水路运输成为了重要的物资和信息传递方式。黄河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河流，皮筏便成为了在黄河上运送邮件的实用工具。
照片中的人物是杨度，他身着洪宪朝服饰，头戴帽子，神情严肃。杨度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极具传奇色彩且争议颇大的人物，一生经历丰富，思想也几经转变。
杨度出生于1875 年，湖南湘潭人。早年他受业于王闿运，研习“帝王之学” ，后东渡日本留学，期间接触到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等思想，深受当时盛行的君主立宪思潮影响，认为君主立宪制是救中国的良方。他积极参与留学生运动，创办刊物，发表文章，宣传君主立宪思想，成为留日学生中的知名人物。
回国后，杨度投身政治，一心想实现自己的君主立宪理想。他与袁世凯结识，深得袁世凯赏识。1915年，杨度发起成立“筹安会”，自任理事长，公开鼓吹帝制，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基础，成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重要推动者。
他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论证君主立宪制适合中国国情，认为只有君主制才能稳定当时混乱的政治局面，实现国家富强。然而，袁世凯的复辟行径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护国运动爆发，袁世凯的皇帝梦破灭，杨度也因此背上“帝制余孽”的骂名。
经历袁世凯复辟失败的打击后，杨度开始反思自己的政治主张。随着中国社会局势的发展，尤其是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杨度的思想逐渐发生转变。他开始接触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交往密切。
1929年，杨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和影响力，为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积极为革命事业做贡献。例如，他利用自己与上海青帮头目黄金荣等人的关系，为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提供掩护和帮助。
照片中的人物是朱启钤，他身着复古服饰，头戴传统帽子，一副洪宪朝官员装扮。
朱启钤出生于1872 年，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在晚清官场崭露头角，后又活跃于民国政坛。他与袁世凯早有渊源，在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时，朱启钤便投身其麾下效力，深得袁世凯信任。
辛亥革命后，朱启钤在北洋政府任职，担任过交通总长、内务总长等要职。1915年，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朱启钤积极响应，出任登基大典筹备处办事员长，全力投入到筹备工作中。他负责规划大典的礼仪、场地布置、人员安排等诸多事务，为袁世凯称帝一事不遗余力。
1915年，袁世凯率领众臣子到天坛举行祭天大典。辛亥革命后，清王朝覆灭，中国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政权实际落入袁世凯手中。袁世凯野心勃勃，妄图恢复帝制，自己当皇帝。为了给自己的复辟行为制造舆论和营造“顺应天意”的氛围，他策划了这场祭天大典。
照片中，袁世凯身着衮服，头戴相应的冠帽，站在臣子之中。他身旁的臣子们也穿着类似古代祭祀的服饰，显得庄重而肃穆。在人群中，还能看到有穿着军装的人物，反映出当时新旧交替、政治局势复杂的特点。
袁世凯的祭天行为以及随后的称帝举动，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护国运动爆发，各地纷纷起兵讨伐袁世凯。在众叛亲离和舆论的压力下，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这场复辟闹剧以失败告终。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9 年，西康省义敦县县长彭勋站在县政府门前的场景。县政府建筑由砖石堆砌而成，看起来较为简陋，门口还竖着写有文字的标识牌。
当时主政西康的是刘文辉。刘文辉意识到教育对于地方发展和国家未来的重要性，决心大力发展西康地区的教育事业。他颁布命令，强调政府的房子不能比学校好，若有违反，县太爷将被就地正法 。在刘文辉的严格要求和大力推动下，西康省各地掀起了重视教育、优先建设学校的风气。
这张照片，宛如一把锐利的手术刀，切开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封建陋习——童养媳。
照片里，祁县涧壑村农家薛姓家的八岁童媳，身形尚未长成，脸上还满是孩童的稚嫩，却已怀抱着嗷嗷待哺的婴儿，身旁是同样年幼懵懂的九岁丈夫。照片文字标注，1910年正月初八，这个八岁的孩子生下了男孩。在现代医学认知里，如此年幼的身体，生殖系统远未发育成熟，从生理角度看，怀孕生子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童养媳现象，是封建制度下的毒草。在贫困的农村，许多家庭因无力抚养女儿，便早早将其送与他人家做童养媳，名义上是 “给孩子找条活路”，实则是将年幼的女孩推向另一个深渊。这些女孩，还未享受童年的快乐，就被迫承担起家务劳动、照顾丈夫等成人的责任，更有甚者，还会遭受虐待。
而对于那些同样年幼的 “丈夫” 来说，他们也在懵懂中被强行赋予了 “一家之主” 的身份，双方在还不懂得爱情与责任为何物时，就被捆绑在畸形的婚姻关系里。
1940年的广西，战火弥漫，山河破碎。在一片草丛边，有个穿着草鞋的少年兵，就这样孤零零地坐着。
他那身军装又破又旧，尺寸明显大了好多，像是从大人身上扒下来的，松松垮垮地罩在他稚嫩的身子上。脸上还满是孩子气，估摸也就十来岁，本该是在学堂念书、在父母身边撒娇的年纪，却被战争拽进了残酷的旋涡。
那时候的广西，是抗日的重要战场，日军的铁蹄肆意践踏，无数家庭支离破碎。这个少年，或许是家乡被占，或许是亲人离散，无奈扛起了本不属于他的责任。他脚上的草鞋磨得发白，身旁的布包看着也破旧，可眼神里，却有着和年龄不符的坚毅，还有藏不住的对战争的懵懂与迷茫。
这张照片里，抗战时期平原游击队的战士形象太鲜活啦！你看他脑袋上裹着灰头巾，身上穿着旧布衫，虽说装备简陋，就靠几条布带子挂着水壶、子弹袋，手里攥着武器，可脸上那笑，透着股子打不倒的倔强劲儿！
当年敌后游击环境多苦啊，吃不上穿不暖，敌人还天天“扫荡” ，但这些战士就凭着对国家、对咱老百姓的热爱，在平原上跟鬼子、汉奸死磕，今儿个端炮楼，明儿个截粮车，用土法子、笨武器，把游击战玩出花儿来，硬生生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撕开一道道口子，守护咱的家乡。
1927年，重庆，照相馆摄影师瞅见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杨闇公，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咬着牙给拍了最后一张照片。照片里，杨闇公穿黑风衣，虚得只能靠椅子撑着，敌人有多狠？眼睛没了，舌头被割，手脚也给残害没了，看一眼心都跟着揪起来。
杨闇公出生于1898年，自幼接受进步思想熏陶，青年时期便投身革命事业。1917年，他东渡日本求学，在那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反帝反封建活动。回国后，杨闇公全身心投入到四川地区的革命工作中，致力于发展党团组织，宣传革命思想，培养革命骨干。
1926年，杨闇公与朱德、刘伯承等共同领导了泸顺起义。这是中共力图掌握武装的一次勇敢尝试，起义历时167天，有力地牵制了四川军阀对武汉国民政府的围攻，策应了北伐战争，在四川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
1927年，四川反动军阀与蒋介石勾结，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三·三一”惨案，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杨闇公在组织群众疏散时不幸被捕。
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残酷折磨，杨闇公坚贞不屈，展现出了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和崇高气节。敌人割掉他的舌头，他就用鼻子怒哼以表达对敌人的蔑视；敌人剜掉他的眼睛，他依然怒目而视；敌人砍断他的双手和双脚，他仍坚定地与敌人作斗争。最终，杨闇公壮烈牺牲，年仅2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