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马，作为欧洲人延续数百年的传统竞技运动，自清末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随西方侨民的大规模涌入与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化传入中国，在北京这片兼具皇家气派与市井烟火的土地上逐渐落地生根。
据《北京通史·社会风俗卷》考证，北京的赛马活动并非单纯的外来移植，而是在清末民间“庙会赛马”基础上吸纳西方竞技规则发展而来，其雏形可追溯至光绪年间（1875-1908年）城郊庙会中的民间赛马游戏，至民国初年已形成规模化、规范化的竞技赛事，成为当时社会中一道独特的中西合璧景观。
《燕京岁时记》载“白云观正月十九日赛马，游人如织”，《天咫偶闻》提及“南顶娘娘庙庙会，赛马为盛事，士女观者塞途”，《燕都游览志》《北平旅行指南》等文献进一步佐证，清朝中晚期至民国初年，北京城内外赛马场地已达十余处，形成“庙会赛马”与“专业赛马场”并行的格局。
其中，白云观、南顶娘娘庙等地的赛马多依附于民俗活动，赛程较短、规则松散，以娱乐性为主；而黄寺北教场、钓鱼台行宫等地的场地则更具专业性，最初为旗人骑射练兵之所，后逐渐转型为赛马竞技场地，为南苑万国赛马场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今日呈现的一组珍贵老照片，定格了民国时期北京南苑万国赛马场的巅峰盛事。这座赛马场的历史渊源可上溯至明初，南苑（古称南海子）作为皇家苑囿，自永乐年间便设有“御马监”，专门饲养御用战马与观赏名马
《明实录·太宗实录》中便有“命户部于南海子置马苑，牧养官马”的记载；清代沿用此制，康熙、乾隆年间多次扩建马厩与跑马道，成为皇帝检阅骑兵、演练骑射的重要场所，《清会典》明确其“为皇家御马饲养、骑射之所，设侍卫三员、马甲二十名管理”。
进入民国后，随着帝制终结，皇家苑囿的功能逐渐转型。民国十三年（1924年），在京外国侨民与北洋政府中的开明派官员共同出资，将南苑部分区域改建为“万国跑马场”，据《顺天时报》1924年5月报道，此次改建耗资约20万银元，以钢筋混凝土立柱圈定场地，赛道按国际标准铺设，周长达二公里，坡度平缓、视野开阔；场内除两层看台楼外，还设有裁判台、马厩、贵宾休息室、餐饮区等配套设施，看台楼分为“特等席”“一等席”“普通席”，特等席配备沙发与茶点，专供各国公使、军政要员及富商巨贾使用，普通席则面向市民开放，门票价格为银元1枚，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中西共赏”的娱乐场所。
值得一提的是，南苑万国赛马场的赛事规格颇高，据1925年《晨报》对“春季赛马会”的报道，赛事分为“平地赛”“障碍赛”“短途赛”等多个项目，参赛马匹不仅有来自英、法、美、日等国的纯种赛马（如英国纯血马、阿拉伯马），还有中国本土培育的“蒙古马”“伊犁马”，参赛选手包括外国侨民骑手、北洋军阀麾下的骑兵军官及民间资深马夫。
其中，1926年的“万国杯”赛事最为知名，共有32匹名马参赛，最终英国驻华公使的坐骑“闪电”夺冠，北洋政府陆军总长吴佩孚亲自为获胜者颁奖，这场赛事被当时的媒体称为“民国北京最盛大的中外体育盛会”。
南苑万国赛马场的兴起，不仅是西方运动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缩影，更折射出民国初年北京社会的剧烈变迁——皇家禁地向公众娱乐场所的转型，中外人士同台竞技的场景，既反映了当时中西文化的交融碰撞，也暴露了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差异。
抗战爆发后，南苑作为军事要地被日军占领，万国赛马场遭严重破坏，赛事被迫中止，这座见证了民国北京繁华与动荡的赛马场，最终随着时代的洪流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仅留存于老照片与文献记载中，成为一段珍贵的城市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