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高考,是7月7日至7月9日三天时间。那三天,我正在遭受着痢疾的深度折磨。
1979年9月底,我从柳河到木兰一中复读,把带来苞米碴子交给中学食堂,换成饭票,吃食堂。那时候,一中的学生食堂总共也没有几个学生吃饭,常常就是苞米碴子干饭,配水煮白菜,偶尔有炒胡萝卜片什么的。5.2班好像就我和住在木工厂的两位同学我们仨在食堂吃饭。为了省菜钱,绝大多数同学们都是从家里带咸菜来吃。
很快,冬天就来了,食堂没有取暖设施,苞米碴子干饭常常带着冰碴。我就不在学校食堂吃了。再后来,听说学校食堂关门了。同学们各自想办法。
我住在林业局苗圃托儿所,那里的炉火很旺,烧煤也没有限制,我和温同学都弄了铝锅,煮面条。那时候木兰县城好像也没有什么自由市场,蔬菜都是官方指定的商店在卖,远,几乎不去。大家都是从家里带大白菜。
父亲来看我的时候,从商店给我买了一坛子豆腐乳,红色的那种,吃完一坛子又搬来一坛子。我就一日两顿面条配豆腐乳,中午饭常常就免了,因为没法回托儿所。
天暖和了之后,学校的食堂又开了,我才又有了固定的吃饭的地方。
夏天苍蝇多,卫生条件差,再加我长期频繁吃豆腐乳,肠胃就坐下了毛病,经常拉稀。到了六月下旬,更是朝着痢疾的方向发展下去了。
高考的前一天,父亲来了,我们一起住进了街里的招待所。父亲一来就带我去县医院看病,确诊为痢疾。高考那几天,中午、晚上都要去医院打针。
高考第一天,考语文和地理。第二天,考数学和政治。第三天,考历史和外语。除了语文两个半小时外,其余都是两个小时考试时间。
第一天,即1980年7月7日,去考场之前,父亲用稿纸包了四片墨黑的大药片,叮嘱我,在进考场前,先上趟厕所,再吃下这四片药。说这样就可以俩小时不用再跑厕所了。我照办,有效。下午减了药量,吃两片,低烧。
第二天,依然是上午药量大,下午药量小。上午还好,下午低烧。第三天,我明显感觉不适,上午就低烧,考历史,浑浑噩噩。下午考外语,全靠蒙,高烧。
高考一结束,父亲就带我去医院,办了住院手续,医生立马用药,给我洗肠。
原来,父亲让我吃的黑药片,是一种俗称“碳墨片”的药,阻止拉稀。倒是不上厕所了,却把病菌憋在肠道里了。医生说,这样用药,很是危险,万一转为中毒性痢疾,就要命了。
几天之后出院,回到柳河林场,在家卧床休息,每天由林场汤医生来家里给我打针。印象中,打的是青链霉素。链霉素,特别疼。
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我一度沮丧,因为该拿高分的地理、历史、政治,成绩都远低于模拟考试。总分考了369,黑龙江的本科线是300分。那年,全国统一试卷,俞敏洪江苏考生,387分进了北大。
那年我们是先填志愿,后高考。我第一表填了哈尔滨师范大学,那年师大又是第一批录取。不出所料,我被师大录取。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我还在家里打针,五味杂陈。
大概经过了二十几天,痢疾才算治好了。但是肠道的毛病也算是坐下了。读大四那年,我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住院一个多月,也是因为肠道疾病。
我至今不能吃豆腐乳,闻到那味儿都不行。我一生的豆腐乳,好像都在木兰一中复读的那八个月时间里吃完了。我也很少吃咸菜。
1980年8月28日,我回了一趟县城,与5年2班还能联系上的8位同学,在县里的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算是向我的中学时代作了个告别。三天后,我离开木兰,去学校报到。

高考后,“5.2班”还能联系上的同学合影。前排左一是我,后排左二是高同学。
有关我们的“5年2班”,补充说明一下,我读初中的时候,学制是两年。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初中的学制恢复到了三年。这样,木兰一中就有5年级了。我们5年2班的序号也是正常排列的,我们便以应届毕业生的身份参加了1980年的高考。

大学毕业之后,我先在央企晃悠了将近20年后,才回归教育本行,成为双师型教师,直至退休。

读师大,虽然当初并不情愿,但如今回过头来看,却是最恰当的选择。哈尔滨师范大学,给了我立命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