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刷到那张照片了。
黑白照片，据说是民国时期的上海滩。桌上摆满了大闸蟹，画面左边有个人正大快朵颐。博主在分析一个流传已久的说法——以前大闸蟹是穷人都吃得起的吃食。他的结论是：穷人吃的极有可能是死蟹，不值钱，到市场上捡来的。新鲜的蟹，那时候也是很贵的。
我懂他的意思。
这张照片的争议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有人拿《红楼梦》里薛宝钗请大家吃大闸蟹说事，说那时候一只蟹多少两银子，普通人根本吃不起。可你要这么说，道光皇帝还吃不起鸡蛋呢，宫里一个鸡蛋报账几两几十两银子。任何物价都离不开历史环境和地域环境，也和生产力的发展、物产的富裕程度息息相关。
我是经历过那段时间的人。虽然不长，但记忆深刻。
小时候，家里吃的最多的就是鱼虾蟹。不是因为我们家有钱，恰恰相反，是因为那些东西不要钱——一出门就是河。
我们村边的小河叫“河浜”。那时候每一个小村落都是依河浜而建：东西走向的河浜，房子就沿着河浜排列；南北走向的河浜，房子就垂直河浜排列。小河浜汇入河道，河道再汇入大河。我家就在河道汇入大河的边上，那个交汇点，说起来和鼋头渚很像，叫“鹿头渚”——这只是音译，具体叫什么，口耳相传，我也不知道真正的名字了。
河里的渔获是真多。各种鱼类，虾蟹，还有甲鱼、河鳗。夏天，下雨前天气闷的时候，河面上星星点点全是鱼，像雨点砸起的涟漪。在河边洗菜淘米，成群结队的鱼虾就会游过来抢食。
那时候想吃鱼虾了，拿个抄网随便弄一下，就够美美地吃一顿。想吃的话，顿顿都可以吃。母亲常做的菜就是红烧鱼、盐水虾、面拖蟹——因为这些不要钱。
可我最想吃的，是红烧肉，是肉塞油面筋。
现在说起来可能有人觉得不可思议：鱼虾蟹比肉便宜？但在那个年代，就是这样。
那时候买肉要肉票，买糖要糖票。有钱也买不到，或者说不能天天吃。有些东西倒是可以吃很久，比如咸肉、咸鱼。那是过年的时候自家杀猪腌的咸肉，我记得到了暑期开学还能吃到。过年的时候每家每户都会买一条或几条大青鱼，腌起来，清蒸鱼块，也能吃很久。腌笃鲜估计就是那时候传下来的做法——一碗咸肉、一碗咸鱼，可以吃好几顿。
红烧肉就不行了，一般一天就吃完了。
我记得到奶奶家，堂哥阿二特别能吃肉。一大碗红烧肉，一个人就能吃完，不管肥的瘦的。那时候肚子里油水少吧，不觉得腻。有一次我们打赌，奶奶盛了两碗红烧肉，他赌说他一个人能吃一碗。我那时候吃不了肥的，一口下去都要吐了。他呢？一口一块，一口一块，一会儿一碗就没了。没吃菜，也没吃饭，我们看得目瞪口呆。
现在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吃得下。
老人们总说吃鱼聪明，骗我们多吃鱼，还说我聪明、成绩好就是因为多吃鱼。可我从小到大不爱吃鱼，因为不会吐刺。每次都是母亲夹了鱼肚子上的肉给我，我才吃一点。鱼肚子上的肉虽然没有小刺，但是很肥很肥，我也不爱吃。
长大了也不爱吃。工作后有一次出差去烟台，客户请吃海鲜大餐，我故意和客户聊天，顺手把大虾都让给了同事，同事吃得满脸满足，我算是躲过去了。还有一次去常州，客户请我吃刀鱼，我完全辜负了美食——全是刺，我根本不会吃。
至于虾蟹，虾挺贵的，但我吃了过敏。蟹也过敏，只不过那时候不知道——因为我不爱吃，也不会吃，全是骨头，吃不到什么肉。
那时候的蟹是真的大。现在想来做面拖蟹是真浪费，不过那时候也没人管浪不浪费——蟹便宜。
我记得很清楚，我家盖新房办进屋酒的那次，父亲带着我去太湖边上买大闸蟹。我坐在自行车的横杠上，父亲买了两麻袋的大闸蟹，挂在后座上，左右各一麻袋。
两麻袋大闸蟹，父亲分两次搬到自行车边上。第一袋搬来放在自行车边上，让我看着，他去搬第二袋。谁知道袋子没扎紧，有几只爬了出来。我看着那大钳子，不敢捉，就哭着喊父亲。
那场景我至今还记得。几十年过去了，不知道父亲还记不记得。
几十年过去了，大闸蟹变成了酒桌上的重要菜品，身价百倍。谁也没想到吧。
至于死蟹，我们都知道有毒，再便宜也不会有人吃。所以那个博主说穷人捡死蟹吃，我觉得不可信。并不是穷人吃不起活螃蟹，而是不会吃死螃蟹。那时候螃蟹的价格也有贵有便宜的，就像现在，你可以吃几百上千一只的，也可以吃十几块几十块一只的，没有说谁吃不起的。
倒是这张照片，又让我想起了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那时候鱼虾蟹是穷人的吃食，肉才是金贵的。如今全颠倒过来了。
历史的误会，大概就是这样产生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