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我出生在山西原平，1949年跟随父母来到大同。当时我四叔在大同行医，大同和平解放前他去北京当了医院院长。我父亲应邀从太原来到大同，接管四叔在大同的西北诊疗所，继续行医，当时以医师李育德之名挂牌行医。
刚来大同时，我们住在大北街239号的一个院子，临街的门面房就是西北诊疗所。诊疗所是两间房，一间是诊室兼接待室，另一间是处置室兼手术室。后面的三间房，中间有一个夹道当作药房，整个诊疗所比较拥挤。诊疗所南边有一个井房和一个长长的过道，大院的大门旁边是中药店“玉和春”。
大北街239号院子很大，中间院里住着张姓中医大夫、察哈尔报发行代理站、宋氏房主和我表叔齐大夫。院子另外有南北两个偏院，能住的、不能住的总共有48间房，分属四位房东。
刚开始我们就住在诊疗所里面内室的一间卧室中，还有一间厨房，另一间住着四叔在大同的岳父母。后来姑父一大家子人来了住不下，就在南偏院把不能住的空房子拆掉，新盖了三间上房，我们家才搬了进去。再后来经过房改、公私合营等时代变迁，房子被房产局收回。
我父亲李育德是当时大同有名的西医医师，他有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颁发的医师证书（极少见的，医师证书由部长李德全、副部长傅连璋、贺诚亲笔签名）。我父亲医德高尚，除了坐诊，还走街串巷治病救人、救死扶伤，深得老百姓赞扬。他在大同市第一届人代会上被选为人民代表，后来又当选为政协委员。公私合营时，为了更好地服务百姓，我父亲积极带头，联合了大同市所有的私人诊所，成立了大同市联合诊疗所。接着又把西北诊疗所无私地献给了国家，为大同市的医疗事业作出了贡献。后来在政协大同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市政协常务委员。
1957年我结婚后住在239号南偏院的一间只有7平米的小东房里。这间房子以前堆放着杂物，只有一个50厘米宽的小窗户。结婚后我简单收拾了一下住了进来，后来我媳妇生孩子才盘了一铺炕。房间很小，进门除了炕就剩下一点点地方。我在门对面架了一张小桌子，才能放点东西。后来拆了我的婚房，修成院子大门，至此我们就关闭了前院的小门，南偏院就改成了243号。
我是在都司街小学上的学，来到大同时我已经12岁了，和我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崞阳的老乡，我俩插班到五年级。我从北京来，满口的京味。我这个老乡兼同学从崞阳来，一口关南话。我们两个与本地学生不一样，本地同学们背后称我俩“侉子”。我俩除了口音不同外，衣着打扮也与他们大不相同。我们留着小分头，穿着中山装；本地同学有的是短发，有的是光头，还有的留着像郭德纲那样桃型发式；本地同学穿的是对襟式的中式服装，有的同学还是主腰、缅裆裤；穿的家做布鞋，不少同学还是那种“牛舔鼻子”的布鞋。
刚来时同学们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我们，我俩感到很奇怪，不知道哪儿做的不对。后面才知道，是我们的穿着打扮与他们太不同了。但不到一年，我妈也给我穿上那样的鞋子，口音也学成大同话了。当然和本地同学还是有差别，让人一听就知道我是“外路人”。
记得当时我们班里同学间年龄差异非常大，甚至有五六岁之多，年龄大的同学基本都是女生。当时大多数家庭不让女孩子上学，到解放后才把她们送到学校来。本来同龄的女生就比男生发育快，这大四五岁的年龄就显得更突出了，有的比男生高一头还不止。到小学毕业的时候，大多数大年龄的女生没有升入中学，大约是家里觉着上个高小也就行了。当时的社会老百姓不识字的多，高小毕业也是一个很高的学历了，出去找工作绰绰有余。
1957年我得了阑尾炎，去市二医院做手术，麻醉醒了后一个女护士问我：“你不认识我了？”我看着她想了想，一脸的茫然。那护士笑着和我说：“我是你的小学同学！”说来没过几年，看着她，我真是一点印象也没有。
都司街小学在都司街往南靠着狮子街的位置。我家大北街243号，离四牌楼北四五十米的地方，不算远。每天上学连跑带颠用不了十来分钟就到了学校，中午还要回家吃饭，一天两趟没啥感觉。
我的初中是在大同二中上的，二中在仓门街，比都司街远一些。初中时我的班主任是罗实老师。上初中时恰逢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们也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宣传工作之中。我们班排演了一个小短剧，讲的是丈夫要参加志愿军去抗美援朝，思想落后的媳妇要拉丈夫的后腿，后来经过爱国主义教育，媳妇转变了过来。我因为个子小，被罗老师安排演“媳妇”的角色。穿着花衣服，头上还罩了一条白毛巾。几十年过去了，剧情我记不清了，但我穿花衣服、罩白毛巾的样子还能想起来。当时我们还在青年宫演出呢！
考高中时我考到了大同一中。当时大同一中还在十里河的校区，校区是民国风格建筑，环境优美，有“小清华”的美誉。每到星期六吃完饭回家的时候，同学们都结伴一起回家。没有交通工具，大家就是徒步。因为人多，边走边嘻嘻哈哈说笑，十几里地走两个小时，也没觉着累就到家了。星期日下午再走着回校。
学校宿舍就是一间大屋子，17个人住一间宿舍。宿舍里两边顺着大炕，一边睡10个人，一边睡7个人。当时录取了3个班，共150 名学生。到毕业的时候，因为各种原因，只剩下130个学生了，有的提前退学找工作去了。
1957年高中毕业前，我得了一场病，40多天没有上学。高考没有考好，与大学失之交臂。不过那年考大学也特别难。按说大同一中是名校，山西省的重点学校，但全年级130名学生，只考住30多名。往年高考录取率都在百分之八九十以上，偏偏那年就不行。题难，录取的人也少，是大同一中考得最差的一次。
我毕业后在家待业，正好我一个要好的同学是山西省足球队队员。他在西安参加全国足球联赛，听到大同机车厂招收工人的消息，比赛完就回来动员我们好多同学都到机车厂参加进厂考试。我听说这个厂是全亚洲最大的机车工厂，了不得呀，自然也去报名参加考试。
我顺利进入大同机车厂。在厂子里，我是高中生，那学历也是凤毛麟角，不折不扣的高学历。我就被分配到厂里的实验室，这在当时是最好的单位，这一干就是几十年，直到1995年退休。
在近40年的工作中，我努力学习、认真工作，技术上精益求精，检验分析的数据从未发生过差错，深得单位领导和同事的信任与表扬，多次被评为工厂的先进工作者，带领的小组也获得过“先进小组”等荣誉。
退休后我老有所乐、老有所学，坚持学习音乐与书画。我更老有所为，为传播优秀中华文化，就在自家精心打理的小花园里举办个人文化收藏展。建党100周年之际，我自筹资金在大同同煤集团举办了近百幅书画作品展。虽然参展者多为老年草根作者，但为期10天的展览仍吸引了近千名观众，还得到了社区的鼓励。山西省妇联筹办的“家风家教馆”开馆时，我组织老年书协会员，精心挑选并捐赠了20多幅精品书画作品留存馆内，《大同日报》《大同晚报》、大同电视台还多次报道。
如今我已至耄耋之年，选择在398康养中心安度晚年，真正实现了老有所养。回想这八十多年的人生经历，感慨万千啊！
李敏近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