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7月，在国家扶持中医药事业的时代春风中，浙江省卫生厅牵头成立浙江省祖国医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为浙江中医药科研事业的启航奏响序曲。筹备地址落定于杭州市教仁街15号（原浙江省卫校旧址）。这片占地约五千平方米的院落，统筹划拨给中医研究所、药品检验所及中药配方部三家单位共用，办公楼与宿舍楼错落排布，礼堂、煎药房、仓库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研究所西侧的教仁街45号，是新组建的浙江省中医院（前身为浙江省杭州医院），研究所人员与中医院食堂搭伙而食、守望相助，医研相依、资源互补，为后续事业的深耕厚植埋下了坚实伏笔。
20世纪50年代的教仁街15号。
教仁街15号三层办公楼庄严肃穆，浸透着求真务实的治学之风；南侧一栋缀以雅致小花园的二层小楼，便是汇聚四方贤才的居所。潘澄濂、王宇高、周岐隐、宋鞠舫等中西医及药学翘楚，怀揣着振兴中医药的赤诚之心，摒弃纷扰、齐聚于此，以毕生所学赋能初创事业；从抗战军队转业的隋玉清同志，秉持严谨务实的作风执掌行政要务，为科研工作保驾护航、筑牢后盾。一众业界精英各展所长、同心共济，不仅为研究所筑牢了坚不可摧的人才根基，更让教仁街这片土地，早早浸润在岐黄文脉薪火相传的浓厚学术氛围之中，成为浙派中医药发展史上的重要印记。
教仁街15号院落内生机盎然、步履不停，形成协同办公格局——浙江省中医研究所、浙江中医杂志编辑部与浙江省卫生厅药品检验所各司其职、互为支撑。研究所组织架构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图书室、文献资料室、临床研究室、生药研究室等科研科室相继设立，植化、生理等专业实验室同步组建，开设癌肿、肝炎、肾炎专科门诊及针灸门诊，实现了科研探索与临床诊疗的深度融合。1956年12月31日，研究所人员规模已达43人，行政干部、中西医医师、技术人员与工友配置科学合理，一支精干务实、锐意进取的中医药科研队伍初步成型，形成浙江中医药事业的早期主力军。
1957年，研究所历经数轮打磨完善，敲定成立方案第五次修正稿，明确所长办公室下设内科（含内、妇、儿三科）、伤外科（含伤外、眼科）、针灸科（含针灸、气功）、中药研究室、文献资料研究室等核心科室，职能划分愈发清晰，科研体系日趋规范成熟。
1957年7月，浙江省卫生厅正式下文，确定核心人员任职：副所长潘澄濂兼任内科研究室主任，章松英出任伤外科研究室主任，汪良奇执掌中药研究室，王宇高领衔文献资料研究室，楼百层主持针灸研究室工作。研究所业务范畴涵盖理论文献整理、临床诊疗研究、中药研发、医疗器材及中医教学等多个领域，各项工作有序铺开，这份坚实的筹备根基，不仅为浙江中医药事业的长远发展注入蓬勃动力，也为《浙江中医杂志》的创刊与研究所的正式成立铺垫了坚实道路。
在研究所紧锣密鼓筹建、筑牢科研根基的同时，承载中医学术传承与传播使命的杂志亦同步酝酿，成为赓续浙江中医药文脉的重要纽带。1956年2月，浙江省卫生厅盛邀绍兴名中医曹炳章履职，聘任其为名誉总编辑，以大师的卓著名望与深厚学术积淀，为杂志擘画蓝图、奠定根基，正式出版发行。
曹炳章14岁随父迁居绍兴，入中药铺习业，师从名医方晓安七载，潜心钻研、尽得真传，于药香医理间筑牢治学根基。1902年曹炳章悬壶济世，以仁心仁术护佑乡邻安康；1908年与何廉臣等同道贤达创组绍兴医学会，编撰《绍兴医药学报》，为浙地中医药学术交流播撒火种；1913年，再与何廉臣携手创设和济药局，亲自主持日常事务，刊行《医药学卫生报》，更以身作则考正传讹药品、改革不良炮制、订正丸散方书，以实干笃行诠释医者担当。1929年，面对中医事业的艰难处境，他受神州医药会绍兴分会等机构推派，远赴上海参加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号召的声援大会，被推举为名誉理事，为中医事业挺身而出、奔走呼号。
他毕生嗜书如命，潜心搜集历代医学古籍达3500余种，其“集古阁”藏书楼享誉业界，成为浙地中医药文献珍藏的重要阵地。1935年，上海大东书局将其珍藏的历代医学古籍精心编纂为《中国医学大成》，为中医药文献的系统传承留下不朽瑰宝。1956年2月，曹炳章应召赴杭任职，遗憾的是，同年3月5日下午7时，先生因旧病复发在绍兴家中溘然长逝，享年79岁。临终前，他仍心系中医药事业，嘱托家人将毕生珍藏的古籍悉数捐赠浙江省中医研究所。同年5月，浙江省卫生厅正式批复《浙江中医杂志》创刊，由潘澄濂兼任副总编，董浩、魏治平担任专职编辑，一支兼具学术素养与编撰能力的专业团队就此组建，接续曹炳章遗志，以笔墨为载体传承岐黄文脉，让这份学术火种在教仁街生根发芽。
1956年12月《浙江中医杂志》试刊号。
1956年12月，《浙江中医杂志》（月刊）试刊号如期付梓。刊物荟萃杨源时、潘澄濂、沈仲圭、何任、史沛棠等20位业界名家的学术力作，凝聚起浙江中医界的智慧结晶，一经问世便备受瞩目、广为流传，成为学界交流探讨、薪火传递的重要平台。1957年1月起，杂志特设经典解读专栏，连续刊载王宇高、何任、高德明、潘澄濂四位医师精心编撰的《内经》《金匮》《本草》《伤寒》四大经典通俗讲稿。四位学者深耕中医领域多年，治学严谨、临床精湛，以深厚学养为基，其文稿兼具学术高度与实用价值，用深入浅出的笔触解读千古典籍，化晦涩医理为通俗箴言，专栏刊发后广受读者赞誉，成为杂志早期的标志性内容，为杂志增色良多、添彩添辉。
1960年，随着研究所并入浙江医科大学，《浙江中医杂志》于7月暂停刊行，与《浙医学报》合并为《浙江医学》，暂时告别了专属中医的学术阵地。但业界同仁对中医传播的坚守从未停歇，对学术传承的热忱从未消减。1963年，在众人的殷切期盼与不懈奔走下，《浙江中医杂志》得以复刊，编辑工作主要由董浩、魏治平二人悉心肩负、勉力支撑。因彼时特殊环境，稿源相对匮乏，杂志由月刊调整为双月刊，篇幅虽减，初心不改，编辑团队始终坚守学术底线，精心遴选稿件、深耕内容质量。
1966年8月《浙江中医杂志》停刊，达八年半之久，1975年复刊，改名《浙江中医药》，1979年9月5日，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同意《浙江中医药》从1980年起恢复《浙江中医杂志》原名，1980年，浙江省卫生厅同意“浙江中医杂志编辑部”改为“浙江中医杂志社”，董浩任浙江中医杂志社主任，人员陆续增加，计有薛盟、方春阳、吕志连、俞中元、徐树民等，增设了编务室。1980年12月，《浙江中医杂志》增出《气功》杂志。1984年，吴伯平接任主任。1985年7月，陆拯调入杂志社，任副主任。1986年，《气功》杂志改为月刊，至1988年发行量已达50万册。1994年7月，《浙江中医杂志》评为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1997年为中国中文核心期刊，在全国享有较高的知名度。这份在困境中的坚守，不仅延续了曹炳章先生的遗志，更与研究所的科研传承同频共振，为后续事业的复苏与发展留存了宝贵的学术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