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幼林
1966年8月30日，原滕县龙阳公社医院全体员工，在医院门口大槐树下、治疗室门前合影，送别马同如院长调离，迎接新任院长孔祥都到任。照片背景治疗室门口，“横扫一切旧习俗”的标语清晰可见，“横扫一切害人虫”的对联虽没摄入画面，却与当时的画面相融共生，贴合当时的环境。
我的母亲徐淑梅
前排左一是我的母亲徐淑梅。1966年5月，她因受家属张知寒的牵连，从设施规范的王开医院被下放到龙阳公社医院。王开医院始建于1946年，前身是野战军医院，当时为设施规范的医疗机构。她在制度规范、分工明确的地区级医院有着近20年的临床经验，到了条件非常简陋的公社医院，需要独自承担一个科室的工作。除妇科门诊、产房助产、病房查房等本职工作之外，她还负责科室消毒、给赤脚医生学习班讲课、给乡村接生员讲解‘新法接生’，历年征兵体检的血压测量工作，部队医务部门也指定由她负责。工作十分辛苦，她扛得住，但是一些无形的政治压力，使她每天的工作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我母亲的住处是距医院四五百米的一间民房，往返路过一个深沟，深沟里还有水，夜间如需出诊，极为不便。为随时应对门诊等突发情况，她搬到产房隔壁的门诊室居住，24小时在岗待命。
当时农村老百姓经济比较困难，产妇选择居家分娩，有妇科病的高危产妇或初产妇才到公社医院治疗、助产。接诊这些产妇风险高、责任大，我母亲在龙阳行医八年，其中六年，吃住在医院妇科门诊室里。
（1987年徐淑梅张知寒夫妇在山东大学南院6号楼201室）
有一年寒冬深夜，一中年男子急促地拍打妇科门诊室的后墙，哭着向大夫求救，说媳妇难产，性命垂危，大雪封路、山路湿滑，出行实在不便……我母亲立即背上保健箱、提起产包，跟着中年男子徒步出诊了。惦记着产妇的生命安危，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到十多里路的龙山脚下。见主家三间草房，四面透风，产妇冻得直打哆嗦，一边安慰产妇的情绪，吩咐家人抱柴禾在屋当门生火取暖；一边监测胎儿心音，帮助矫正胎位。她在床前守护了整整一夜，直到母子平安，才放心地步行返回公社医院，回家吃点饭，又继续上班。她小心翼翼地为无数新生儿接生，很幸运的是，工作近四十年未出现过一次医疗事故，也没发生过任何医患矛盾。家人对我母亲“以医院为家”很理解，包揽了一切家务，尽量不让她分心，支持她一心放在工作上。
她从来没想过，昼夜不停地工作，医院是否应该付给加班费、出差费？她和同事们，从来也没有这个想法。俯首甘为孺子牛。也是当时基层医务工作者的使命，他们的生活没有其他选项。长期高强度、不规律的工作，让她的身体严重透支，反复感冒、不断地咳嗽，最后落下了哮喘的病根，晚年一直受此病困扰。
二十年后，龙阳乡（公社）的领导专程前往山东大学南院宿舍探望我母亲。回望在龙阳的岁月，她感慨道：“那是我一生中最劳累、最艰苦的日子。”寥寥一句，道尽了基层医务人员的辛酸与艰辛。她还说：“我从不后悔选择从医这个职业。医生，就是视人若己，爱人利他。”念及龙阳公社的亲友乡邻的帮助，她心存感激，知恩、感恩。
“针灸济世、医者标杆”马同如院长
照片前排居中为马同如院长，合影时把我的弟弟揽过去，将自己手中的红皮《语录》给小朋友抱着，尽显仁者本色。
1966年之前，马同如院长与李传森医生（下大夜班休息，未能参加本次合影）经常组织年轻医护人员利用业余时间钻研业务。经过几年打磨，他们带出了一支业务过硬的医疗团队，对乙型脑炎、脑膜炎、毒痢、有机磷中毒等重症，总结出了成熟的诊疗方案。
彼时农村卫生条件十分落后，村民以地瓜干为主食，加工地瓜面之前，瓜干通常也不清洗，就直接去石磨加工；农村没有化肥，土地施用的是人畜粪便和土杂肥，切好的鲜地瓜片洒在地瓜地里，直接晾晒。这样的地瓜干很容易被细菌、病毒污染，造成年年大脑炎、痢疾等急性传染病在农村流行；加上农村大多数家庭置办不起蚊帐，蚊虫肆虐，一到夏秋之际，儿童就成了乙型脑炎（婴儿瘫）的高发人群。大脑炎与乙型脑炎的早期症状很相似，均会引发发烧、呕吐、抽搐、意识模糊等症状。儿童染病初期发高烧，若救治不及时，腿部肌肉萎缩，会留下终身残疾，难以治愈。
那些年社员（村民）一旦发现孩子发高烧，便紧急送往公社医院，请马同如院长的医疗团队救治。马同如长期扎根基层，是中西医结合的全科大夫，尤为擅长针灸技术。他的针灸疗法能有效避免患儿神经、肌肉受到损伤。龙阳公社医院全科大夫李传森是医院的权威，凭借听诊器、体温表和丰富的临床经验，能够准确诊断出高烧患儿所患的是哪种疾病及病因。确诊后立即采用挂吊瓶用西药降温消炎的办法，治疗效果显著。
马院长的医疗团队精诚团结，配合默契，凡经手治疗的患病儿童，全部痊愈，无一人留下后遗症。后来《山东医学》专业刊物，还登载了龙阳公社医院治疗大脑炎、乙型流行性脑膜炎、疟疾、有机磷中毒等重症的成功案例及统计数字；解放军后勤部卫生部曾专程到龙阳公社医院调研有机磷中毒的治疗方法。足见，龙阳公社医院的诊疗水平和基层服务能力，已获得上级卫生系统的高度认可。
凭着高尚的医德、精湛的技术和无微不至的服务，马同如院长先后获评全国先进劳动模范、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被调任滕县中医院任副院长。离任前夕，马同如院长与共同奋斗在基层卫生事业的同事们合影留念。
马院长刚调走几个月，龙阳公社医院的正常工作秩序，就被“特殊历史时期”的不正常现象打乱。
“忍辱负重、实干兴院”的孔祥都院长
合影前排左三为新任院长孔祥都，孟良崮战场上起义的老兵，从事管理工作，作风严谨、沉稳踏实。
1967年各单位一把手都被打倒，成了“走资派”。孔祥都上任时间不长，也被划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有一天，几位戴袖章的人在他脸上抹了厚厚的黑色油墨，给他戴上了高帽子，胸前还挂上打了红叉的牌子，反剪着双手，押到龙阳街的集上，与公社“一把手”唐书记等“走资派”，一起被游街示众。
游街后回到医院，孔院长急忙找肥皂洗脸，想着尽快洗去脸上的黑色油墨，可无论怎么洗，就是洗不掉。他很烦躁地连声说：“这算什么事？这算什么事！”
我母亲正在值班，赶紧找来煤油灯，建议他用药棉蘸着煤油洗洗。孔院长脸上半干的油墨洗去了，心情也平复了。
一次次被羞辱，他都默默忍受，就这样经受住了那个年代的“考验”。政治上仍被“靠边站”，他无法正常履行院长职责，却依然把医院硬件设施的建设放在心上。
1958年龙阳公社医院成立以前，农村老百姓很少有去城里看西医的，小病忍着，不是急症的疾病找中医望闻问切，用汤药治疗。农村那些年，经常发生急性流行性传染病，单纯靠中医药治疗急性传染病，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公社医院的设立，是“治病救人”的需要，是在基层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控制流行性疾病的便民措施。
1966年夏末秋初，儿童流行性疾病高发，来龙阳公社医院的病患，络绎不绝。孔祥都院长派人采购了青砖、水泥预制板，将水泥预制板用青砖垫起两砖高，当作病床。在院子里搭建了十几个临时病床，让患儿能平躺在预制板上接受治疗。
整个疫情防控治疗期间，全院医护人员24小时值守，防止高烧患儿因惊厥引起窒息。医护人员与病人家属及时沟通，请他们去井里提井水，为患儿擦身，实施物理降温；同时为患儿挂吊瓶，用西药消炎解毒进行治疗，当年就稳妥地控制住了乙型脑膜炎、大脑炎的进一步蔓延。
六十年代中期，村民已经认可公社医院的诊断能力，村民若遇疑难杂症，就会请全科大夫李传森诊断，再去县级医院或山东省立医院确诊。患者确诊后，多次反馈信息：李传森大夫的初诊意见与上级医院的确诊结果完全一致。但公社医院硬件设施的短板，让很多病人确诊后，无法在公社医院做规范化治疗。
龙阳公社医院初建院时，设在村庄西一座十几年前的旧四合院里，没有正规的病房、化验室、消毒供应室，连自来水也没有。废弃多年的牛棚被当作病房，用苇席围起牛棚四面作墙体，地面铺上细沙，摆几张简易木床，简易病房就开始使用了；病床上无任何设施，既无被褥，也无蚊帐。糟糕的是，麦草苫的房顶，上有许多麻雀做的窝。人一靠近病房，麻雀嗡的一声飞走了，病房里立即落满了灰尘。医护人员在病房做治疗，很难做到无菌操作。
孔院长到龙阳公社医院上任后，立即结束了简易病房的使命，多方联系资源，动员全院职工献计献策，改善公社医院的医疗条件。职工家属张知寒也被孔祥都院长的实干精神所感动，主动联络亲戚，从济钢采购到建筑紧缺的钢材，解决了医院建房的难题。
孔祥都院长任职五年间，新建了六间病房，增设了化验室、治疗室、中医科、妇科门诊，还在院子里打了机井，解决了医院用水的问题。医院规模扩大了两倍，基础诊疗设施也备齐了，老百姓看病、住院、治疗的基本需求得到了满足。
（后排左二是李传森大夫，1979年选拔为赴藏医疗队成员之一）
特殊年代的人事沉浮
合影前排左二为医院中药药剂员，老百姓称呼这个职业为“拉药匣子的”“抓中药的”。该药剂员颇为得意的是，自己上几代都是要饭的。他认为这意味着自己没有资产阶级的酸臭气，“根正苗红”，也为自己的“不讲究”找了借口。
1969年夏天，中药药剂员坐在椅子上给赤脚医生学习班讲课，一只光脚得踩在椅子上，一只手抠着脚丫缝；用另一手拿着书，读“十八反、十九畏”的歌诀。“十八反、十九畏”是中药配伍的经典禁忌歌诀，最早分别见于金·张子和《儒门事亲》、明·刘纯《医经小学》，是中医从业者的必学内容。赤脚医生学员对他的教态面面相觑，时间长了，知道他不拘小节是在“保持无产者”的本色。
孔祥都院长政治上被“靠边站”，药剂员负责院内的政治学习。他每日下班后，组织全员听他读报、训话，他的时间观念很差，讲话比较随意，占用医护人员休息、就餐时间，甚至延误患者诊疗，自己也不在乎。同事们和患者对他的做法都隐忍不语。
我的母亲工作勤恳，个人履历清白，既无经济问题，也无医患纠纷，却因家属的政治问题，长期被药剂员指责为“路线不清”。每天晚上的集体学习，就成了针对她的批判会。我母亲不服气，因为她无法在思想上与家人切割，有时就狠怼他几句！实在忍无可忍，最后申请调动。1974年5月，我母亲离开了龙阳公社医院。
药剂员对待其他同事态度也是冷漠生硬，习惯性地不拘小节，耽误了患者治疗，引起社员（村民）强烈不满。医院住地的生产队长让两个小孩子教训了他一顿，才稍有收敛。
1977年后，后任院长王修美同志无意中发现药剂员腿部皮肤溃疡，约其到城里出差，路过北坦麻风病医院时检查一下，抓紧对症治疗，竟遭到他拒绝。原来他知道自己患麻风病，还在公社医院抓了20多年中药！
“不拘小节”竟至于此？他因病情隐瞒不住，羞愧地自尽了。王修美院长念其家庭困难，为其子争取到了正式的“接班”名额，还将其安排在龙阳医院工作。其子接班后不长时间，也罹患疾病，以同样的方式自尽了。
1970年，滕县卫生系统举办“学习班”，各公社医院除留几位年轻人当班外，其余人员均到滕县卫校参加全封闭式“学习”：“狠斗私字一闪念”，大家先自我检查，再“背靠背、面对面”互相揭发，查找有严重问题的人和事，最后再去各地“内查外调”。学习班结束时，查出的所有重大问题，竟都是当事人为了过关而胡编乱造的。这种全封闭式“学习”（牛棚），彻底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学习班”结束后，公社医院的医护人员最大的收益是：所有员工均可双向选择、自愿申请调离原单位。本次合影中的绝大部分医护人员，在“学习班”结束后离开了龙阳。
人员虽陆续调离，但龙阳公社医院医务人员钻研业务、勤学敬业的精神依然得以延续。后续滕县卫生系统举办的全县医护人员业务考核中，原龙阳公社医院的李传森，还有我的母亲徐淑梅等医护人员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了满分的业务成绩。
合影中后排左二为龙阳医院专职防疫的刘乐亭大夫，与其他同事一样着装严谨、神情庄重。他是建院元老，在医院里一直无固定办公室，每日吃完饭骑着自行车去各村检查指导卫生防疫工作，几十年如一日，早出晚归。
前排右一为辛梅章护士，前排右二为于淑兰护士，后排右一为李为兰护士，后排左一为高恒英护士。四名护士中，有一人是替班，刚好能实现三班倒。她们认真对待每一项护理工作，默默付出、尽心尽责，也离开了奋斗多年的龙阳公社医院。
看到这张老照片，熟悉的人会想起龙阳公社医院艰难的发展历程，想起马同如、孔祥都、王修美历任院长，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大医精诚，平等善待每一位职工，全力提升公社医院的硬件条件、诊疗水平，带领全院职工踏实干事，让龙阳公社医院的医疗服务质量，位居全县公社医院的前列。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艰苦的年代已远去，我们应该铭记前辈医者的实干精神，也不能忘记给当下基层医护人员以应有的尊重和理解，给他们创造在业务上自我提升的机会，在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书写更新的篇章。
作者后记
笔者从十岁到十八岁跟着母亲徐淑梅在龙阳公社医院生活，见证了医院在特殊历史时期逐步走向规范化的过程，以及长辈们工作的艰辛与生活的不易。
上小学时，学校“停课”，我便到“赤脚医生学习班”旁听，帮助治疗室加工棉球、制作敷料，学着用医用高压锅消毒，给病人包扎伤口、换药，还学会了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戴帽初中”毕业后，我又在理疗室、中药房学习。
我不想下乡，一心想学医，便去王开医院自费学习临床检验两个月，之后在龙阳医院化验室当了大半年的化验员。看到这张老照片，龙阳公社医院的人和事，像幻灯片一样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真实记录历史事实，念旧启新。
张幼林，山东滕州人，张知寒教授次女。山东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墨子学会常务理事，著有《墨家哲学和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