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老照片带来的回忆
文/邢帆
这是一张我用理光自动相机拍摄于1998年暑期的老照片，使用的是国产柯达彩色胶卷。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正值我在西南交通大学大二暑假，回到宝鸡岐山益店老家，又开启了打球、照相的快乐生活。
没错，九十年代最时髦的相机，就是这种能自动伸缩镜头、自动变焦的进口相机。这是四叔从国外进修带回来的礼物，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此外，我还有一个手动相机——拍完一张照片，需要手工拨动卷片旋钮才能拍下一张的那种，是妈妈送给我的。那台手动相机，也帮我在岐山老家为亲人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影像。
这张照片的特点，是利用自动相机对焦快速的优势，随手抓拍了一个生动的生活场景。这是一个典型的关中农家小院，不仅有窑洞，还有代表改革开放后逐步富裕起来的砖瓦大平房。画面中的老人精神矍铄，攀爬在木质高梯上，正在动手修整照明灯具。人物与周围环境十分融洽，主体恰好居于黄金构图的0.618比例之上。
记得那是一个清爽的早晨，天空湛蓝，黄土崖边的槐树和枸桃树在晨阳之下投射出大片的影子。暑热已褪，清晨略有凉意，老人家很随意地搭配了一件蓝色毛背心，既方便干活，也透着一股朴素的养生之道。如果仔细观察，还会发现他左手佩戴了一块手表——那是西安蝴蝶手表厂出的，当年父亲买给爷爷的。在农村，不是每个人都习惯戴手表，尽管九十年代手表已渐普及。这块表，恰恰体现出爷爷时间观念强的性格。
这是美好的一天。画面中的老人就是我亲爱的爷爷，拍摄这张照片时，他已八十六岁高龄。我小时候就觉得他是一个可爱的小老头，乐观豁达，爱听秦腔，经常给村里的农人和娃娃伙绘声绘色地讲解《三国演义》和《封神榜》。如今，爷爷离开我们已经超过二十年了，我也已迈入不惑之年，有了一定的社会阅历，但仍时常想起他讲述的那些生平往事。细想之下，爷爷真是一个经历沧桑、洞察社会、富有传奇色彩之人。尽管他总说自己是个文盲，一辈子吃了没文化的大亏，但最令他欣慰的是：平日里靠劳动种几亩薄地，农闲时凭一门钉锅的手艺走乡过县，竟然养育了七个子女，并在其中培养出三个名牌大学生儿子；第三代孙辈中，又出现了三名在高校任教的博士教授和一名东海舰队军官。这是他最引以为豪的事情。
我的爷爷大名邢万才，生于1912年，生肖属虎。有个说法是，属虎的人个性往往较为固执专断，喜冒险逞强，性格刚毅顽强，永不低头。我觉得，这倒很符合爷爷的性格特点。
猫有九条命。老虎和猫同属，爷爷福大命大。他多次给我提起，民国十八年大旱时，为了活命，在爹妈和两个妹妹都饿死的情况下，独自一人逃荒去了甘肃平凉和宁夏固原，才万幸地找到一条活路。我查过资料，宝鸡地处八百里秦川最西部，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本为得天独厚的生存之地。但历史上也曾发生过像“十八年年馑”这样的特大自然灾害，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极其罕见（见注1）。在民国十七年至十九年（1928—1930），陕西大部分地区连遭旱灾，宝鸡属于重灾区，三年不雨，六料未收。民国十七年，宝鸡全境夏秋无雨，冬季无雪，麦种下地发不了芽，夏秋两料几乎绝收。谁料想民国十八年又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旱，导致宝鸡全境大饥荒，人称“十八年年馑”。那时，宝鸡县一带热风时起，自春至秋滴雨未降，大旱十二个月，井泉枯竭，河道断流，渭河平时通舟舸，当年却河道行车马，多年老树大半枯萎，夏粮收成不到两成，秋粮颗粒未收，赤地千里，满目苍凉。
爷爷是幸运的。首先，他选对了出逃的方向。一般人觉得关中大旱时应往西南走，翻越秦岭进入沃野四川，却不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爷爷的父亲——我的爸爷（陕西方言，即曾祖）在弥留之际告诉他：不要翻秦岭去蜀地，要往西北走，去宁夏方向。因为“天下黄河富宁夏”，且途经的甘肃、宁夏同属西北，陕西人过去谋生更方便。于是，爷爷坚定地朝西北走，克服种种困难，流落到固原后，以卖水和在饭馆当伙计为生。没过多久，第二个转机来了：他在固原城里挑水时，遇到了拉壮丁的国民党部队，就这么被带到了兰州。而他们队伍的长官，正是后来声震西北的邓宝珊将军（见注2）。邓宝珊见爷爷正是年轻的好后生，为人踏实可靠，便让他做了贴身勤务兵，端茶倒水。后来邓宝珊驻防陕北榆林，爷爷也随之成为邓宝珊总司令部医院的运输队队长，领中尉衔（也有说是准尉衔，反正爷爷不识字，就听给他宣布任命的人口头说了这么个事）。本来还有个军官证，后来1948年底邓宝珊筹备和平起义时要精简队伍，而爷爷那时候已在队伍上成家，并育有两子——我的大伯和我的父亲，他们当时年龄幼小，爷爷便主动申请返乡，回家的路上把军官证也弄丢了。
邓宝珊总司令部设在榆林金刚寺附近，与我奶奶的娘家南峁庄很近。2018年8月，我曾随父亲去榆林探望陕北亲戚，专程参观了司令部旧址桃林山庄。
第三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情，现在说起来有点黑色幽默。学过中国近现代史的人都知道，1948年8月，蒋政府下令实行币制改革，以金圆券取代法币，强制将黄金、白银和外币兑换为金圆券。但由于滥发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致使大量城市中产阶级破产。那时爷爷不懂这些，只是听信总司令部医院院长的话，从他那里可以用金条兑换出比市面价格高很多的金圆券。于是，爷爷把自己一生积蓄的硬通货——金条和银元——全部拿出来换成了金圆券。结果，他还没走到家乡，那些金圆券就已经一文不值了。除了拖家带口胜过当年孑然一身逃荒的凄凉，他再一次变得一贫如洗。然而，这反而成了一件幸事：财去人安乐，后来土改时被划定为贫农，免受了许多政治运动之苦。
爷爷平时给我们讲述往事，除了自己的长官邓宝珊，提得最多的就是中共党员南汉宸（见注3）、邓宝珊总司令部的秘书兼秘密党员汤昭武（见注4），以及一个叫王焕文（见注5）的副官。
他所说的南汉宸，自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就在做张学良、杨虎城的统一战线工作。1938年到延安后，曾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邓宝珊将军本就不赞成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主张，加之夫人和子女在1941年日军轰炸兰州时不幸罹难，更是坚定抗日和支持延安。就在榆林总司令部医院运输队成立不久，一次南汉宸来访榆林，邓宝珊当着汤秘书的面，亲自给爷爷布置了一项秘密任务：要求今后把从西安带回的医用物资分出一些，途经延安时交给南汉宸。他特别强调注意保密，在榆林只有他、爷爷和汤秘书三人知道此事。从此，爷爷便借着为榆林总司令部医院购买紧缺药品的名义，暗地里截留一部分送给延安。这项工作基本上贯穿了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长达八年之久。更多的时候，是由汤昭武具体安排采购清单，并设计好多少比例转交延安，多少带回榆林。爷爷把货品带到延安后，经常能见到南汉宸。有一次南汉宸问他：“愿不愿意一边给邓总司令办事，一边给延安共产党办事？”爷爷老实回答说：“邓总司令给我的事情已经很多了，再干别的事，我怕忙不过来。”南汉宸听了便说：“那也好，你就专心办好邓总司令、汤秘书交办的事情吧！”其实，南汉宸是想发展爷爷成为地下党员，可是没有上过一天学堂的爷爷，哪里晓得什么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南汉宸得出的结论是：这个邢队长绝对忠于邓宝珊，而邓宝珊又是共产党人的好朋友，这就足够了。
晚年的爷爷回忆往事、激励儿孙读书时，也时常说起王焕文。王焕文是在爷爷到达榆林之后，成为邓宝珊勤务兵的，后来也做到中尉副官。他因做事严谨、忠心耿耿，长期负责军政机要文件收发，深得邓宝珊信任，参与了榆林起义的前期准备，主要负责联络中共西北野战军代表，确保信息不外泄。起义后，邓宝珊出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王焕文作为旧部被安排到甘肃省政府参事室工作。爷爷说：“这个邓总司令的新勤务兵比我小十多岁哩，是榆林本地人，当时只有十四岁不到。而我那时候都已经二十七岁了。”他总是感慨：“我和小我好多岁的王焕文，两个人都曾是总司令的勤务兵。王焕文因为念过学堂，有文化基础，从勤务兵做到了副官，解放后又继续给邓宝珊做秘书，成了有工资收入的公家人。而我呢，因为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啥也不懂。年龄大了不适合当勤务兵了，就去做总医院的运输队长，最后返乡，说到底最终也只能当个农民了。这就是有文化和没有文化的区别呀！你们不论什么时候，还是一定要多读书啊。”
爷爷在解放后，曾两次去兰州拜访老长官邓宝珊。
第一次是1953年。父亲那时正上小学二年级，家里经常为交不起学费发愁。有一天晚上，学校王老师来家访，闲谈中得知爷爷的经历，惊呼道：“你应该去找找邓宝珊，请他给你安排个工作，他现在是甘肃省政府主席，有权的很哩！”原来，爷爷离开榆林后一直不知邓宝珊的近况，现在知道了，便心动了。于是一边串乡钉锅，一边向兰州进发。两个月后，爷爷终于走到兰州，很顺利地见到了邓主席。爷爷说，邓宝珊见了他很高兴，交谈了很多。邓宝珊对他说：“你认识交往了那么多共产党，我总以为你也成了共产党。比如南汉宸、金城是你见到的‘明’的共产党，而汤昭武秘书则是‘暗’的共产党。你离开榆林后，汤秘书告诉我说，他和南汉宸都想把你发展为地下党员，但发现你对政治一窍不通，也就作罢。不过，他们都记着你对革命的贡献哩。”爷爷提起了安排工作的事。邓宝珊说，现在是新政府，他也不能随便安排人了。安排他当个炊事员倒也可以，但每月只有三十多元工资，要在兰州养活五口人，还是很困难的。如果现在到城里来生活，也不会比农村好多少，希望爷爷想清楚。后来爷爷也觉得邓主席说得在理，自己拖家带口的，还是不去兰州为好，就留在陕西农村吧。
第二次去兰州是1961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邓宝珊见到爷爷，显得很意外，还以为爷爷在农村遇到了什么麻烦。爷爷说就是办事路过，顺道来看望。邓宝珊说，有几个从榆林过来的老同事也在省政府工作，前些天当地政府有材料转了过来，现在正在接受审查，日子很不好过。爷爷看出来，这时候的邓省长显然心情不好。邓省长还说，现在甘肃发生了粮荒，饿死了不少人，作为一省之长，实在想不出好办法。最后，邓省长非要留爷爷陪他一起吃个便饭，还说，他至今记着爷爷做的鸡蛋烩面片，好吃得很。
爷爷是一个平凡的中国农民，却也幸运地见证了中国近代历史的重大变迁。他经常感慨说，这辈子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还是觉得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新社会实在是好。他要求儿孙们：第一，永远相信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领导；第二，要多读书；第三，要诚信做人；第四，贵在自立。
爷爷是在九十二岁高龄时走的。他走的那天是2003年“非典”时期的夏收季节，是在饭后自己上炕说想午睡一会儿，然后就安静地离开了我们。
如今，每当我在书桌前看到那张老照片，仿佛还能看见他攀在梯子上、回头冲我笑的样子。杜甫说“人生七十古来稀”，爷爷却活到了九十二岁。我想，对于像他这样经历了巨大社会变迁的老人，能活下来、能持善念、能把七个子女拉扯大并培养出大学生，本身就是一种大造化。
注1：民国“十八年年馑”——1928年至1930年陕西等地发生的特大自然灾害，三年不雨，六料未收，导致大规模饥荒。
注2：邓宝珊（1894—1968）——甘肃天水人，民国时期西北军将领，1949年率部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
注3：南汉宸（1895—1967）——山西洪洞人，中共情报、统战工作重要人物，曾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
注4：汤昭武——邓宝珊秘书，秘密中共党员，在邓宝珊与延安之间起到联络作用。
注5：王焕文——邓宝珊的机要副官，参与榆林起义联络工作，后任职于甘肃省政府参事室。
作者简介：邢帆 ，陕西西安人，祖籍宝鸡岐山。西南交通大学桥梁与隧道工程工学博士，曾在交通建设基层管理单位工作，现为四川某高校副教授，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CICE）会员。爱好文学，以文字栖心，书写生活的粗粝与温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