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亚
王淑云与刘剑秋
我们看到的这两张老照片，拍摄于1943年，是在五常县城照相馆拍摄的。照片的主人公分别是丈夫、妻子和他们的孩子。也许有的朋友会问，从照片上人物的衣着穿戴上看，丝毫不像上世纪四十年代县城的装束，男的西装革履，女的身穿连衣裙，腕上带一块精美的坤表，说他们是大都市人毫不为过。其实这两个人都是土生土长的五常人。可以说，儒雅的五常人从那个时期开始，穿戴就已经非常讲究和时髦了。
穿西装的男子叫刘洪亚，五常二河乡新庄村人，出生于1915年5月；领着孩子的妇女是刘洪亚的爱人王淑云，五常常堡乡人，生于1918年；和她一起照相的小孩是刘洪亚和王树云的大儿子刘剑秋，生于1938年。作者有幸发现这些照片，不仅看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五常人潇洒的形象，更是通过这两张照片，发掘到了五常人所不知道的故事。那么我们就通过这两张照片，把照片上的主人公的故事讲给大家。
刘洪亚从小在五常堡读五年私塾，虽然学历不高，但他聪明伶俐，还写一手好的毛笔字。1933年18岁时，经人介绍和王淑云结婚。同年7月，刘洪亚在五常堡通过考试，考上伪满警察，被分配到小山子警察分驻所任警尉。在小山子工作期间，他对工作认真负责，并且还自学了日语，正因为他会说日语，多次帮助当地百姓免遭日本人的欺凌。1938年春天，因刘洪亚的突出表现，被调到五常县警察署任警察教官，除了指导警察训练外，每周还要到五常国高学校给师生上一堂枪操课。
1939年春天，杜家警察所的张姓所长在处理日本开拓团侨民与当地中国百姓纠纷时方法不正确，与日本开拓团侨民发生尖锐矛盾，日本人找到五常县公署，强烈要求更换张所长。五常县公署县长李存甫为了平息日本侨民的情绪，特意将会日语的刘洪亚从县警察署调到杜家任警察分所所长。刘洪亚上任第一天，发现警察所院里摆满了磨盘扇，就问所员刘金波怎么回事？刘金波告诉他：这是上任所长按照县里要求，为了防止老百姓在家私自磨米磨面吃，强制性在各村屯收缴上来的。刘洪亚听到后马上召集各村屯会议，让三天内把没收来的磨盘领回去，要求老百姓白天不可以公开磨米面，晚上可以偷偷磨，区长、村长不要干涉，从根本上解决了老百姓的生计问题。到任第6天，刘洪亚召集地方百姓和日本开拓团开会，先后用汉语和日语给中国人和日本人就民生发展、社会治安和如何融洽相处发表了讲话。在刘洪亚入情入理的斡旋下，日本侨民被他说得心服口服，一改平日里盛气凌人的做派，平息了中国人与日本开拓团之间的矛盾，日本人在杜家从此再不敢随便欺负中国百姓了。入冬前，刘洪亚经过走访农户发现，一部分穷苦百姓没有御寒的衣裤，于是，他到五常找到县长和他一个主管商业的股长朋友，向他们诉说了杜家百姓的困难，县里特批了一些棉花、布匹、棉衣、棉裤、棉鞋等，他带车把这些物资拉回了杜家，解决了百姓的御寒问题。1941年4月，正是农忙季节，杜家的部分百姓却被强征到老龙脖子修工程，眼看种地就要耽搁，他来到工地，问百姓是愿意在这修工程还是愿意回家种地？百姓一口同声说要回家种地。他举起手枪，对天连放三枪，然后对百姓说：你们为什么不跑？百姓一听四散而去，这时监工的日本人不干了，和他理论，他要抓这个找茬的日本人，日本人上五常告他的状，他在县里依理据争。后来，日本人怕把事情闹大引起民愤，被迫工期改到了挂锄之后。通过此事，杜家的百姓夸赞他是敢和日本人叫板的警察。1942年春天，老家五常堡的人向他反映，在五常堡有两个朝鲜族兄弟，一个叫大兴，一个叫二兴，这俩兄弟加入了日本籍，依靠日本人在五常堡地区无恶不作，老百姓苦不堪言。刘洪亚暗中调查，并将二人的罪行上报给五常警察署，后来这两个人也被关进了监狱，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刘洪亚在杜家当所长期间，还多次破获丢牛案、结婚骗财案、去二河剿匪，在杜家火车站扣押日本人物资等等，他还以自己生命担保，向日本人要回被抓进监狱的中国人，由于篇幅的原因就不一一介绍了。刘洪亚的所作所为，日本人感觉到异常，怀疑他有反满抗日的嫌疑。于是，在1943年春天和1944年夏，五常警察署和日本首席官两次派他到滨江省警察学校学习。他前脚刚走，日本宪兵就赶到他家，翻箱倒柜查找有关他反满抗日证据。但翻遍了家里所有地方，也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最后看到他家把日本国旗当成门帘子挂在门上，就向五常的日本宪兵队做了汇报。等刘洪亚从省城回到五常后，日本宪兵队问他为何把国旗当成门帘，他说我作为一名满洲警察，每天都要对日本国旗朝拜，挂在门上是为了朝拜方便。这样巧妙的回答虽让日本人对他半信半疑，但由于没有抓到实质证据，也不好对他下手。
1945年5月份日本人投降前夕，五常社会治安很乱。刘洪亚怕被日本人再抓住把柄，把妻子和儿子送到五常堡二里村岳父家后，他来到沈阳。经过五常县县长李存甫（曾当过国民党上将陈诚的老师）的推荐，刘洪亚进入到国民党新七军61师军法处任少校秘书。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后国民党战败，他随其他官兵坐上飞机准备逃往台湾，此刻他想到了家中的妻子和儿子，这么一走，不知何时才能见面，于是，他毅然的从飞机上走下来，换上便装来到德惠县。在德惠县，他雇了一个叫刘川顶的人，让他回到了老家五常堡北何兴德村（今二河林家店村），找他的岳父、妻子和儿子，让他们跟刘川顶来德惠县与他团聚。刘川顶来到五常，还真找到了他的岳父和妻子，可不管刘川顶怎么说，他岳父和妻子怕刘川顶是特务，说啥也不跟他走，没办法刘川顶只好自己回到德惠。后来，刘洪亚自己辗转偷偷回了老家。到家之后，由于土改运动已经结束，进入到划分成分阶段，刘洪亚被划分为地主，从此四类分子的帽子一直伴随着他到文革结束。
1951年2月，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开始，由于刘洪亚的经历，他被抓到了县公安局，受到了最严格的审查。同他一起入狱的一些反革命分子被逐渐枪毙，而警察对他的态度却一天比一天好，有时警察还给他烟卷抽和蛋糕吃。后来他才知道，这些年轻的警察大都是在伪满国高他给上过课的学生。公安部门到刘洪亚曾经工作的地方调查，所到之处的群众如实地反映了刘洪亚任职期间为百姓排忧解难的事实，没有丝毫的民怨，特别是杜家的百姓还联名签字画押担保，要求公安部门释放刘洪亚，这让公安部门感到意外。1951年8月20日，刘洪亚被无罪释放。
从此，刘洪亚成为地地道道的农民，先后种香瓜、西瓜和编笊篱卖维持生活，那时候在背荫河大荒沟、碾子沟、蛤蟆糖、白旗、蓝旗、八家子等地，经常能看到他身背笊篱沿途叫卖的身影。1955年，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刘洪亚又被作为打击的对象抓到拉林县，关入犯人训练营。由于刘洪亚曾经当过警察教官，训练营当时缺乏教员，于是，训练营又让他当犯人的教官，同时又让他兼训练营食堂管理员。6个月后训练营结束，他又回到家里继续务农。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作为四类分子的刘洪亚隔三差五就被村里的人批斗一番，那时他家里的生活非常艰苦，房子漏了都无钱修，并且时常受人欺负，吃了很多苦。直到改革开放后，政府为刘洪亚摘掉了地主的帽子，从此刘洪亚才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晚年的刘洪亚
晚年的王淑云
闲暇之余，他练习书法、续写家谱、写自传以及写《满洲官吏史》。他常对子女们说：我虽然当过伪满的官吏，但我有一颗赤诚的中国心，从没当过真汉奸，没干过祸害百姓的事。我虽然学的是日语，但我利用会日语的便利，为老百姓办了很多事，无愧于天地良心和同胞百姓。遗憾的是，刘洪亚写完的自传和满洲官吏史被他的亲属借回家去看，没想到亲属家突发大火，书的原告被火烧毁。1983年12月20日，刘洪亚因病在五常二河新庄林家店屯去世，走完了他丰富而坎坷的一生。他的妻子王淑云，两人恩爱一生，于2009年8月6日，在五常小山子去世，享年92岁。照片中的小男孩刘剑秋，1959年从阿城中师毕业，被分配到常堡中学当语文老师，后又调到小山子中学任语文组组长、教导主任，于2011年2月20日因病去世，享年73岁。
青年时代的刘剑秋
刘洪亚在普通笔记本上写的小楷家书
以上就是两幅老照片中的人物故事，虽然没有惊天动魄的宏大叙事，但却是发生在我们普通百姓身边的故事。你若有什么可以分享给大家的故事，请讲给我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