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里的故事（3）：红代会
（自左而右：前排：孙秀峰、吕佩英、杨德利；二排：赵君溪、曹培爱、孙继刚、邵祺昌；三排：陈伟、孙增禄、石岩；后排：毕耜福、王方义。）
这张合影照没有注明时间，但是有“红代会”和“东方红·火炬”的字样，由此推断应该是在1967年。 我们淄博八中的文化大革命始于1966年暑假前的“五一六通知”后，那时候是按部就班的文化革命，只是在学校的统一安排、班主任指导下批判“三家村”“四家店”等内容，学生写大字报的纸张笔墨可以到总务处领取。班里的“红卫兵”也是在班主任的指导下由学生选出，主要是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比较好的，与学习好坏、参加文革是否积极没有关系，属于纯粹的自上而下的形式。这时，还没有把斗争矛头指向学校领导和任课老师，只记得上课时有同学和老师拍桌子，意思是老师讲课听不懂，当时并没有恶意。
可是有一天，我们班里贴出了点燃校园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张大字报，题目叫“这是为什么？”内容是说总务处对学生写大字报用的纸张笔墨发放不到位，是压制学生文化革命的行为。随着全国形势的火热发展，我们学校也由此给学校领导、任课老师贴大字报，教学秩序开始乱了起来，至于学校是否提前放暑假我记不清了，反正暑假后就停课闹革命了。 这时的红卫兵不再是“官办”红卫兵了，而是各班学生纷纷自行成立，红卫兵组织的名字也是自己取的，没人干涉。印制红卫兵袖章的红绸子到总务处领取后送到淄川西关一家印刷社印制，但要登记上学校、组织名称和个人姓名并缴纳印刷费。 记得我自己创立的红卫兵组织叫“追穷寇”红卫兵，第一次印了10个袖章；我还发挥自己的特长编辑出版了油印简报《鹰击长空》，一共出版了两三期就合并到我们班（九级二班）的“火炬”战斗队，由陈伟同学任队长、杨德利同学任政委。恰巧的是我们火炬战斗队的成员都是1951年生人，所以我们自称为“火炬十兄弟”，并且按生日早晚从老大排到老十，俨如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依次为：曹培爱（已故）、杨德利（已故）、孙增禄、孙秀峰、孙继刚、石岩、陈伟、吕佩英、邵祺昌、赵君溪。后来又有班里的同学参加到火炬战斗队，于是就有了“大嫂”毕耜福、“二嫂”王方义、“三嫂”沈永学。 因为陈伟同学排行老七，文革最积极，俨然像杨家将里的杨七郎，我曾说过“七郎八虎闯幽州”；因为我排行老九，就自诩为“威虎山老九”的杨子荣。由此，我们火炬十兄弟结下了深厚友谊。毕业多年后，我给孙继刚写信，开头就是“”继刚五哥”。 1966年下半年就是“大串联”，学生们纷纷走出校门，一开始是步行“拉练”，后来就免费乘火车、住旅馆。我和四哥也去了北京，在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中见到了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主要中央主要领导。 1967年上半年开始“复课闹革命，倡导红卫兵组织“大联合”，这时我们学校逐渐形成了两大派，即“东方红造反兵团”和“延安兵团”，我们火炬战斗队参加了“东方红造反兵团”，才有了这张照片，“红代会”就是“东方红造反兵团”成立大会，因为人数多，各战斗队派代表参加，实际上是在校的红卫兵参加。会议内容记不住了，但是王化明当选为“东方红造反兵团”的司令是一点也不错。 一晃就是60年，人生一甲子。照片虽然泛黄，但面庞还算清晰。自2015年以来，我们班同学坚持每年聚会，除陈伟同学在济南、毕耜福和石岩同学很少参加聚会之外，其他同学基本每隔一二年都能见面，在此祝同学们身体健康，聚会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