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长江过三峡，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江水被两岸的高山夹着，窄的地方只有一两百米。船走在这种地方，不像走路，倒像在夹缝里穿行。两岸峭壁陡立，抬头望天，天是一条线。船老大站在驾驶舱里，眼睛一刻不敢离开江面，手里紧紧攥着舵轮。
老照片里，能看到江边高处有一些小房子，白墙，红顶，孤零零地立在山坡上。那是信号台。
三峡的航道窄，弯多，水流急，船不能对开。信号台就是给船指路的。台上挂着各种形状的标志——圆球、圆锥、圆筒，用不同的组合告诉上行和下行的船：现在能不能走，该不该等，前面有没有危险。
信号员住在台里，一待就是十天半个月。他们的工作三班倒，白天看船，晚上也看船。夜里看不清，就用灯语。一盏红灯亮起，意思是“停”；绿灯亮了，意思是“可以走”。灯影在江面上晃动，像一只眼睛，一眨一眨地护送着每一艘船。
那些信号员多是本地人，从小在江边长大，听得懂水的脾气。他们能从江面的颜色判断水深，能从水流的声音判断缓急。有老信号员说，信号台看着是给船指路，其实是替江说话。江想说什么，他得先听懂，再告诉船上的人。
另一张照片里，有人在江面上划着小船，往水里放什么东西。那是航道工人在设置浮标。
浮标像一个个小房子漂在水上，红的、白的、黑的，用铁链拴着沉在水底的锚。它们标出航道的边界，告诉船哪里能走，哪里不能走。水涨了，浮标要往上提；水退了，浮标要往下放。航道工人坐着小划子，在江面上一天到晚地忙。
那是危险的活。江面看着平，水下全是暗流。一不小心，船翻了，人就没了。老照片里那些人，穿着旧衣服，脸上晒得黑红，对着镜头憨憨地笑。他们不知道，几十年后，会有人在照片里看到他们，看到他们划着船，在三峡的江面上忙碌。
那时候的船，也和现在不一样。
老照片里最多的是木船。大的有几十吨，小的只能装几个人。船上张着帆，帆是白布做的，有的还打着补丁。顺风的时候，帆吃饱了风，船走得快；逆风的时候，就得靠人拉。
拉纤的人光着膀子，弓着腰，肩上搭着粗绳，在岸边的礁石上一步一步往前挪。绳子另一头拴在船桅上，人走一步，船动一寸。脚下的石头被磨得光滑，太阳晒得烫脚，汗从额头流下来，流进眼睛，顾不上擦。
有经验的船工能从水流的声音判断前面的险滩。滩越险，水声越大，像打雷一样。船过险滩的时候，全船的人都不敢说话，船老大紧盯着前方，舵手紧紧握着舵，其他人随时准备撑篙。
船上人家，一家老小都在船上。孩子从小在甲板上爬，会走路就会撑船。女人洗衣做饭，也是在船上。江水就是他们的地，船就是他们的家。
老照片里还能看到沿途的小码头。码头上堆满了货，粮食、木材、煤炭、山货，等着装船运出去。挑夫们光着脚，挑着担子在跳板上走，一跳一跳的，走得很稳。跳板窄，只有一尺宽，下面是滔滔江水，他们不低头看，只看着前面。
码头边有卖吃食的摊子，卖的是最实在的东西——米饭、咸菜、辣椒、腊肉。船靠岸了，船工们上去吃一碗，喝一口酒，歇一歇，又接着赶路。
也有茶馆，几根竹竿撑个棚子，棚下摆几张条凳。喝茶的都是江上讨生活的人，一边喝一边聊，聊水势，聊行情，聊谁家的船又翻了。江上的消息，都在茶馆里传。
那些年，江边的小镇一个挨着一个。万县、奉节、巫山、巴东、秭归，每个镇都有自己的码头，都有自己的故事。镇上的人见得最多的就是船。来来往往的船，上上下下的人，带来外面的消息，带走本地的土产。
老照片里，那些镇子的房子沿着江边一字排开，灰瓦白墙，高低错落。江风吹过来，屋檐下的风铃叮叮当当地响。江边有台阶，一级一级伸到水里。女人在那里洗衣，孩子在那里玩水，老人坐在台阶上，望着江面发呆。
那时候，三峡的江面上，白天有帆，夜里有灯。船工们说，江是一条活路，也是一条死路。活路是养家糊口，死路是一不小心就没了命。但他们还是在这条路上走，一代一代，走了几千年。
现在那些信号台还在吗？那些浮标还有人去换吗？那些拉纤的路还有人走吗？
都没了。
江水涨了一百多米，信号台搬走了，浮标换成了大的，拉纤的路沉到了水底。船也变了，木船没了，帆船没了，拉纤的人没了。江面宽了，水静了，船大了，走得快了。
但老照片还在。翻出来看的时候，还能看到那些信号台，那些浮标，那些木船，那些拉纤的人。他们还在江上，还在走，还在忙。他们不知道后来会怎么样，只知道今天要把船撑过去，要把标放好，要把信号挂起来。
那是他们的日子。那些日子，被定格在照片里，成了后来人眼里的一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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