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晓洪
（我们开办这个公号，怀念父辈是很重要的起因，但通过整理父辈的人生轨迹来完成我们自己对父辈的认识和感悟也是重要的动因。肖百冶大哥曾任成都市政协常委兼文史委副主任。该委的重要职责就是组织有关人员写“三亲史（亲历、亲见、亲闻、”。现在我们这些后代掌握的资料大多是父辈的回忆录和党史方面整理的资料。他建议能否另外开辟一个途径，请有条件的后辈写一些自己亲见和亲闻父辈们的“故事”。例如，冯晓洪大哥的见闻就甚广，他若能系统的写一些东西，不也能补充一些父辈们的史料。这里特别刊发冯晓洪大哥撰写的一个历史侧面，涉及烈士丁佑君牺牲的细节、历史年代中人物侧写，属于他与父辈宝贵的亲历史。特刊发。编者）
一位很普通的老人，張稳，2021年底临终前了送我一張70多年前的相片。
接到了老人子女的电话，望我去医院一趟。到医院面见老人后，噻喧一阵，老人拿出一张相片交给我，断断续续说到，1950年我就和你爸（冯江）认识，但来往不多。你爸在县上主持政府工作，我在越西县中学当军代表，无非就是开会时碰到打个招呼。后来地委将各县、区、乡有1000多干部集中到西昌培训，准备下一步的土改工作。我是该训练班学员之一，你爸是我们的老师。这相片就是我当时找他要的并保留至今。你爸是个好人，1953年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我被别人检举贪污，西康省人民银行的处理意见都下来了。我是该行中层干部，要上报到省里最后批准。你爸在省委组织部负责审查复核我的问题，（有相片佐证我父亲当年在三反五反运动准备开始前先在中央培训后回来指导基层开展运动，相片附后佐证）。复核后认为不能单凭检举信就认定我贪污，他们（指原单位西康省人民银行）又拿不出证据，按当时情况，就凭单位认定的检举信，你爸完全就可以把我移交给司法机关处理。是你爸救了我。现在我把这張相片还给你，你传承下去。
其实我和这个老人早在1973年就认识，80年代也听到过他讲的这些事情，只是很意外他手里还有这張珍贵的相片，和老人交往几十年从来没有听他说他还有相片一事，只听他说过他和我父母认识。可能是想在弥留之际作个交待吧。有关这个老人的一生，就是时代的缩影，其个人命运，人生起伏随时代脉搏同频共振，令人唏嘘。给人有一定的思考和启发，反映出历史的冰山一角。
下面围绕着这張历史旧照，谈两个问题。
① 相片背面清楚我爸笔迹纪载，“公元1950.8.27.于西昌。八月我们调西昌整风，减租训练班学习。影为训委会诸同志留作纪念。
从左至右为：安华、太保、祥云、我 冯江誌。
为了弄清相片中人物的情况，我将相片正，背面上传我的朋友凉山州党史办罗主任，结果党史中关于西昌土改，减租运动记载不少。但在1950年11月以前还处于政策保密期，记载不详，但其期间内发生一件大事中提到过有关训练班的絲珠马迹。在此给大家说一下。
1950年9月17日，就在离训练班驻地几十里外的西昌盐中区副区长杨立勋（地下党员），获得情报，因土匪得知当地驻军调走，区干部大部份在县上集中学习减租退押，基层力量空虚，土匪可能组织暴动，立即将人员、步、机枪、子弹，手榴弹搬上碉堡以作防备，考虑到丁代表（丁佑君）是女同志，便同区委干事张炳文一起送丁佑君去距离区公所30里外裕隆镇文书，地下党员王正中家，托他照顾。第二天，張炳文和裕隆镇长王宇辉去王正中家，王宇辉借走了丁佑君用于自卫的勃郎宁“掌心雷”手枪及5发子弹。（据说这枪威慑力极大，一枪见血封喉，但丁佑君把护身符借了出去，关健时刻却丧失反抗能力）。借枪理由是到高草乡宣传减、（租）退、（押）反、（霸）政策。事后查明，張、王2人当时只知道不少同事到地委政策培训班学习，学习还在进行中。具体政策文件尚末传达，借枪理由只是托辞，并无此项工作安排。。但在匪情十分严重的危机时刻却脱离岗位到高草乡办防治牛瘟和植棉技术的黑板报。中午，各区，乡镇暴乱正式开始。土匪冲进裕隆镇公所抢走全部枪支弹药，然后到王正中家将手无寸铁，毫无还手之力的丁佑君五花大绑，游街示众，把她又押回区上的碉堡前要她向里前坚守阵地的同志喊话让其投降，丁佑君坚决不从，向同志们大喊不要管我，开枪打死这些土匪。最后牺牲。
同时牺牲的战友还有丁佑君一起征粮的西干校同学周云祥，扮商人侦查敌情的公安处治安科长杨方明（南下干部），县委通信员吳家沛（地下党员）。以上3人全部是在9月18日当天被捕后宁死不屈，被土匪在河边用乱刀砍死，遗体抛入河中被洪水冲走。（丁佑君遗体22日发现时已被狼吃得只剩牙齿和2根骨头及可以辩认的衣服、鞋子）。
河西、盐中、裕隆及周边乡镇上万土匪暴动，疯狂杀害我干部群众，抢劫物质，纵火房屋。所有乡镇被洗劫一空。9月19日，同丁佑君一起征粮的毛家骧突围到西昌向上级报告匪情。该同志已受重伤，子弹将脊柱打碎，战友将他抬到县城内报告完匪情后送到新村军分区医院时牺牲。可见当时形势何等险恶。9月25日训练班全体人员大会上宣布丁佑君等同志壮烈牺牲，同时追认丁佑君为党员。坐下下面的学员集体起立挥拳举手高呼“我们要出城打回去，为烈士报仇”。張荣书记说，解放军大部队已将土匪包围，你们现在的任务是好好学习，马上将开展大规模的土改工作需要你们。以上情况由当时训练班学员張子良同志提供。（張子良系我妈西干校的同学）。后来張子良，張炳文参加了新成立的西昌县人民法院盐中区法庭任审判员。一直想亲自为丁佑君报仇。但省上派来的审判長張坚志懂政策。不允许干部行刑，不赞成部队行刑，必须由民兵行刑。说干部行刑群众认为是政府镇压；部队行刑群众认为是解放军镇压；而民兵行刑群众认为是老百姓自己镇压的，体现了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力，这样有利于提高群众的阶级斗争觉悟，有利于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基层政权。但1951年3月减租，减押运动结束后，张坚志调走，由盐中区委书记马其达任法庭审判长，这个政策就松动了。1951年4月，当马其达在公审大会上宣布杀害丁佑君的土匪头子高开祥死刑判决后，张子良手持步枪去枪毙高开祥。结果他亲手磨的3颗见血开花子弹和枪型不匹配，一推不上膛，二推又卡壳。一旁执勤民兵见状递给一支子弹已上滿膛的步枪，张子良干脆走到凶手高开祥身后，对准后脑直接开枪。立刻见血开花，脑浆外溅，应声伏地。了却血债血偿的心结。
这就是这張老照片当时的历史背景。并作为现在留存的唯一孤证，党史办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他们可随意使用。
在得到此相片后，我也想弄清楚相片另外3位同志的基本情况，仅凭相片后记载3点信息，时间，1950年8月27日。地点，西昌。背景，整风，减租训练班训委会，人员4人。除我父亲外其他3人有名无姓。很快，凉山州党史办传来信息，祥云同志叫李祥云，是1935年经陈野萍（胡耀邦后任的中央组织部部长）介绍与廖志高一起入党的，35年红军长征时，为红军过彝区做大量情报工作并动员年青人参加红军。本应和廖志高一起随红军北上抗日，但经红军领导肖华说服他和陈野萍等人留下坚持地下工作。后陈野萍到延安。李祥云仍在西昌地区工作，任地下党冕宁县委负责人之一，直到解放后不久和我爸等4人在训委会作政策解读辅导工作。但另外二个人目前查不到任何资料，连姓什么都不清楚。州委党史办说可能是当时省上派下来的人。由于种种原因可能没有记载或就是资料因文革动乱被毁掉。但他们并没有完全放弃，将目光转向民间试试。他们在上世纪50年代征集的红军文物，就全部来自民间。
相片中我父亲冯江他熟悉，其他3人他也认识，4人都当过他的老师。他是当时参加整风减租训练班的学员。我父亲是班主任。
張稳是特殊年代中比较特殊的人物。1949年11月重庆刚解放几天，12月就在重庆参加刘伯承任校长，政委的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校，（余秋里主持工作），1950年7月分配到越西县中学任军管会代表。1953年初土改工作完成后调西康省人民银行工作。1953年底三反，五反运动中有检举信指他存在贪污问题被审查，省人民银行上报省委组织部复核，因证据不足被退回报材料要求原单位补充证据，据他说是我父亲把材料退回去，又说幸好在省级单位工作，领导机关的同志对政策的把握准确些。若是在区县工作肯定要抓进去关几年，他说他知道一些人就受到牢狱之灾就是下面区，县乱整。但原单位还是将他挂起一直不安排工作，以后他自动辞职。（不是党员，故无开除党籍的处分），所以档案中无任何党纪，政纪处分记录。就开始自谋职业在社会底层生活，以后“反右，反右倾，社教，四清”等运动与他也无缘。多数时间在一个集体建筑队当临时工，干一天算一天，终日为生计忙活。文化大革命对他来说是个转拆，摇身一变成为造反派头头，此时才入党，被所谓老，中，青三结合成为“成都市革命委员会”中的一位官员。从1967年到1976年间位于权力中心。但做了不少好事，
①力所能及保护大量老干部，如杜心源，许楚侠，苗前明及成都市米，郭反党集团等人。当然只是在批斗大会时尽量避免带高帽子，不挂侮辱性语言的牌子，捆绑，下跪，体罚等有他在场就不得行，利用特殊身份尽量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副油嘴滑舌把问题弄得细描淡写，无形中保护了一批人。由此获得这些老干部好感。
② 从1973年到76年间 ，利用自己有利地位和与省，市知青办的一些关系，从农村招工一批老干部子女回城工作。解决老干部当时还自身无力解决的后顾之忧。1977年以后年，因在文革时期无打，砸，抢违法问题，和江海云，蔡文彬，張泗洲等人一样，体面退出政界，又成自由人。隔两年，又摇身一变，成为区上集体所有制建筑公司的包工头，当时各单位兴自建单位宿舍的，用于解决干部职工无房之忧。張稳的工程队造价低，质量好，进度快，当时又无招投标制度的约束。就从老干部手上又获得许多厅，局单位自建房工程。到1985年就成为当年的富人，成为第一批开桑塔拉私家车的人。又帮助老干部采购当时十分紧俏日本进口家电，还包括送什么煤气罐，自行车购物凭证等稀缺资源。感觉他与老干部交往中从不提自己历史上有什么冤怨或提平反要求。（其实他无任何冤案可平，无任何组织处分或结论，是自动自愿离职）。加上有钱，外出消费总是抢着买单，也从不麻烦别人要给自己办什么事，一天到晚在各老干部家中穿梭不停，专干牵线搭桥之事，我曾经在4个老干部家碰见他为别人请托落实政策的事打听或说情。大势之下，平反落实政策也成为与“两个凡是”决裂的一个标志，工作局面打不开的人也会被边缘化。老干部念记旧情也可能顺水人情，将一些情况告诉他，在第一时间他就成为了知道内幕情况的知情人，成为所谓消息灵通人士，我都经常听到一些人说这个事听張稳说某某领导是如何表态的。请托人不久官复原职后又反哺他，自然他也顺风顺水比较风光，上门拜访必提一包土特产或水果，活鱼之类，现在的人可能不屑一顾，但当年却物质并不是十分丰富。这是80，90年代的事。
晚年就和尹伯伯及几个老前辈同住崇州花果山养老院，几家人其乐融融。尹伯伯还问我，他（指張稳）怎么什么人都认识？还晓得这么多事情？我给尹伯伯说，我是1973年初识張稳的。当时我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3师14团（今芒市）支边。1973年，成都市领导廖井丹率慰问团到芒市慰问成都市支边知青。張稳是慰问团成员，师部组织了一个百人知青参加的座谈会，会上，他把我拉到一傍，说他认识我父母等等，。会完后，师，团领导招待成都市慰问团。后来听人讲，張稳曾对师，团领导说什么他和云南建设兵团司令员浦大义少将，（昆明军区炮兵司令员，原62军186师师长。西康军区付司令员），当时云南省委宣传部长梁文英，（原62军184师政委，西昌地区军管会主任兼地委书记）等人关系如何如何。连别人的家属等情况都如数家珍。是真是假不好说。那边领导信也不是，不信也不是。但确实没过几天，原西康省军管会政务处长尚礼的儿子，原成都中医学院党委书记，后省卫生厅长張华的儿子及我，这几个人的父亲张稳确实是认识的。我们就分别安排成半脱产工作，做连队文书，事务员等轻松工作。避免了每天10个小时的烈日暴晒和挥汗如雨的重体力劳动。不过祸福相依，其中有个人调团部警通排当干事，属于内部的盖世太保。每天腰拍个五四式手枪倒处游走鬼混。某天和别人酒醉后手枪被酒友偷走，几十分钟酒友因感情问题向二个女知青，一个男知青开枪，使3个人当场死亡。凶手也开枪自杀。这个干事当然也受到相应的处理。以后与張老交往几十年，感觉此人比较神通广大，待人也恰到好处，晚年也闲不住，家成了办公室，每天和几个老人写二野军政大学校史，因他家和我就在一个院内，一天，原二野师级领导已离休的原省长鲁大东，原省财政厅長姜泽亭到他家讨论二野军大校史工作，中午他请客外出吃火锅叫上我陪酒，席间就给老领导吹牛，说他在会理剿匪时耍双枪百发百中。活捉或打死当地大匪首苏绍章，诸葛绍武。一会就扯到文革中刘结挺、张西挺，说这俩口子坏得很，但老子从来不卖他们俩口子的账等等。
看得出来鲁省长和姜厅长很开心。我的体会就是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自暴自弃，整个社会总体和谐包容，魚有渔路，虾有虾路。各有各的活法。但总是好人居多。低调做人，踏实做人比较务实，可靠。我永远记得张稳对我说的那番话，“你爸文化高，讲话有水平，在西昌训练班各班集中开大会1千多人听他作报告，他脱开稿子讲1个多钟头。那个年代我们年青，刚参加工作爱学习，想进步，都喜欢冯江同志来作报告，可惜你爸心高气傲，太固执，给不懂人性的人讲党性反而激化矛盾。若当时急流勇退，和我一样离开那种环境，以后那些运动也找不到他。可惜了”。几个月后，張稳老人也走了。时代已翻篇。但我至今还时常怀念他，记得他曾经说过的一些话和做的善举。
补充一个重大遗漏。以下所说，若有文革经历的人恐怕有切身体会。
1966年，张稳靠造反起家成为当年群众组织的头目之一。但因当年入二野军政大学，解放后又任军代表接管政权，在清匪反霸，镇反，土改运动中是骨干中坚份子，后来又是区领导及省人行干部。自认为属老革命，老干部。于是在情感上倾向老干部，同情“走资派”。因此是文革初期成都喊“老产”的保皇派组织头头。自己都生活在社会底层，却说跟产业工人造反兵团对立的街道工人造反兵团的成员全部是社会“烂眼”。两派群众组织对文革的观点十分尖锐对立。但都认为自己那一派才是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张稳反对张春桥在1967年1月在上海发动的所谓全面夺权，砸烂省，市党政机关的“一月风暴革命”。从而被对立的群众组织打压列入黒名单。紧接着，中央老帅集体反对张春桥行为，谭震林在中南海怀仁堂拍桌子打板凳恶斥張春桥激怒了毛泽东。被称之反革命复辟的“二月逆流”。全国各地开始抓捕这些什么小爬虫，变色龙之类的人。我清楚记得军队直升机在成都上空撒传单动员大家揭发身边这些人，于是張稳逮捕抓进成都市大监。当时人保组，群众专政小组给了他无数顶大帽子，罪名大得吓人。判20年都不算多。但戏剧性的一幕不久出现。毛泽东觉得被人利用，很快态度转变，出言安慰几个老帅，对中央文革成员行动有所节制。于是成都又组织群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張稳那批人从市大监（宁夏街）放出来，戴上大红花，如英雄凯旋归来。从此張稳自视为正确路线的坚定捍卫者。从朴素的阶级感情出发。尽力保护老干部少受折磨，当然，張稳绝非大人不计小人过那种人。对于50年代整他黑材料的几个同事，他绝不手软，利用文革机会也报复别人，使别人苦不堪言。1968年，毛泽东发话，“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两派群众要团结起来，消除派性。抓革命，促生产。革命委员会好”。等最高指示。張稳就这样被“老，中，青”三结合进入成都市革委会当了一个类似现在副市长的角色。
这段经历很重要，必须补充一下才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