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的机器还在轰鸣，
他的工装已叠成方正的星。
军帽扣住朝霞，
帽徽亮得像淬火的钢钉。
工友们把掌声叠成纸船，
要送他渡过大江大河。
工具箱里的扳手还带着余温，
他却要去拧紧边关的风。
车间的灯盏依次熄灭，
他的背影是最亮的那盏。
机器的轰鸣里，
混着汽笛，混着心跳，
混着一行行，
没说出口的——
“等你，把勋章镀成咱们厂的铁色”。
那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厂门口那棵老槐树还挂着露水，大红横幅已经挂得笔直：“欢送赵中京同志光荣入伍！”字是老会计用毛笔写的，墨迹未干就被风轻轻掀着，像在招手。赵中京站在人群前头，穿着崭新的军装，帽子压得低，可还是藏不住眼里的光。他没怎么说话，只是时不时低头看看胸前那朵大红花，像是怕它掉下来。
我记得他平时话不多，干活却最实诚。每次机器卡壳，别人还在挠头，他已经蹲在底下摸扳手了。他的工具箱从不上锁，谁要用都行，但谁也不敢乱动——因为每样东西都按大小排得整整齐齐，像列队的兵。那天他走前，把工具箱交给我保管，说：“等我回来，还用这把扳手修车。”我点点头，没敢告诉他，我夜里偷偷往里塞了包家乡的土，怕他水土不服。
送行的队伍从车间一直排到厂门口，有人敲锣，有人放鞭炮，还有女工捧着一叠信塞给他，说“到了部队记得回”。汽笛响了三声，火车开始动，他转身敬了个军礼，动作有点生涩，可我们都看哭了。那一刻，他不再是那个总在油污里打滚的修理工，而是我们所有人心里挺起来的脊梁。
后来厂里换了好几茬人，机器也更新了，可那张老照片一直贴在光荣榜最中间：一群年轻人簇拥着一个戴红花的兵，背景是斑驳的砖墙和飘扬的红旗。照片黄了，字迹淡了，可赵中京的笑容一点没变。每年征兵季，新来的学徒都会指着问：“那个是谁？”我们就说：“那是咱们厂第一个去守边关的人。”
听说他在东海站了五年岗，风沙吹黑了脸，可每次来信都说“挺好”。有一年冬天，他寄回一张雪地巡逻的照片，脚上的胶鞋裂了口，可身后国旗飘得特别正。我们把那张照片也贴上了墙，和当年那张并排挂着，像是一场跨越千里的对话。
再后来，他退伍回来，没进机关，也没调岗，还是回到车间，干老本行。只是这一次，他教新人的第一句话是：“扳手要拿稳，就像站岗一样，一点不能晃。”他说话时，帽徽早已摘下，可那股劲儿，一直没丢。
如今那台他常修的老机床早就退役了，可每逢厂庆，总有人提起那天清晨——朝霞铺满铁轨，一个穿着军装的年轻人踏上列车，身后是整座工厂的沉默与骄傲。我们不再年轻，但我们记得：他曾把整个车间的期待，装进行囊，一路带去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而那枚没戴上的勋章，早已在岁月里，悄悄镀成了铁的颜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