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和昨天推出的《沙叔的一把黄豆 1960》是“姊妹篇”,都是沙叔家的故事。沙叔的故事是我从父母那儿亲耳所听的,沙姐的故事是我亲眼所见的。这里说的沙姐,就是沙叔的大女儿,不在这张合影中,找不到她的照片,只好用她俩妹妹的合影来当题图。沙叔家孩子多,他有好几个女儿,最后一个才是个儿子,老大和老小的年龄差应该是挺大的。沙叔和我爸都是1963年3月从858农场集体调动来木兰县林业局的,总共80余人,被分配到不同的林场。1974年以后,他们俩又到了同一个林场——柳河林场。在柳河林场,沙叔家和我家共住一栋平房,中间隔着人家,也算是邻居了。我家在西头,他家在中间。有关沙姐的故事,是宏大的历史背景下一件高度私密的事儿。不过,已经过去49年多快50年了,半个世纪前的时间了,我想,现在说出来也无妨了吧。事情发生在1977年的冬天。那时候我15岁,读高一。沙姐应该20岁了吧,已经在柳河林场工作了,在山里的林业站上班,平时就守在山上。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突然刊登了《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宣布中断了十余年的高考将恢复考试,并配发了题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的长篇社论,一石激起千层浪。
从消息公布到高考,中间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12月10日就正式考试了。那一年的考生,拼的就是基础。
有一天,我放学回到家,就被妈妈神秘兮兮地拉到小屋,问我初中的课本都在哪儿,让找出来给沙姐复习用。这时候我才知道,沙大姐已经坐在我家的大屋里了。进了大屋,她看到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高中课本也找一找,高二的你帮我借一借。”那时候,没有高三,高二就中学最高年级了。我妈叮嘱我,不许把沙姐复习的事儿说出去。那天,沙姐应该是从林业站偷偷跑回来的,住在我家,我妈陪着她,那年我妈39岁。那段时间我爸到齐齐哈尔林干校学习去了,正好不在家。
尽管沙姐管我妈叫“郭婶儿”,但是我听他们对话好像是姐妹。有一天,我听到沙姐问我妈:“郭婶儿啊,有干豆腐吗,给我拿一卷。”我妈一愣,说:“你要吃豆腐我出去换就是了。”沙姐就凑到我妈耳边,低声耳语了几句,然后两人就开心地窃笑。那笑声,穿过半个世纪的时光,此刻仿佛还在我的耳边,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苦中作乐的鲜活气息。我妈就去给她拿了一包蜡黄色、很蓬松、很粗糙的草纸。原来,“干豆腐”是那么回事啊。我妈递给沙姐的那卷纸,成了我少年时代关于女性生理、隐秘与坚韧的一次模糊的认知。沙姐在我家住了两天就又跑回山里上班去了,带着课本。过几天再风尘仆仆地跑回来在我家住两天。我把能找到的教材都拿给她,她就一本接一本地“啃”,有不会的地方她就记下来问我,我不会的,她就催促我第二天就去学校问老师。那段时间她的那股子执着的劲头,仿佛是顶破冻土的春芽,不管不顾的。沙姐就成了后来我复习准备高考时候的学习榜样:破土而出,不管不顾。恢复高考的时代大潮突然涌来,给大家准备的时间又只有短短的一个多月,这让许多想要参加高考的年轻人措手不及,仓促上阵。而那些积蓄了太久的读书热望,也许,需要一个更长的助跑,才能跃过龙门。1977年的考生,是在1978年2-3月份入学的。沙姐没考上,第二年好像她也没有再考。1977年的高考,是一代人青春灼痛的印记。1977年的考生,是漫漫寒冬过后,第一批试图探出头来的春芽,有的见到了阳光,更多的,消融在了那个料峭的早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