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头戴皮棉帽、身着中山式布棉袄，别着邮电徽章下的上衣袋敞口处，插着两支钢笔；母亲留着乌黑发亮的长发，自然垂落于肩上，外套列宁式双排扣棉大衣，两只粗壮的大手紧紧揽着怀内婴儿——我大姐。照片中间还特意用白体字标明了时间地点：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于西安留影。那一年，父亲三十五岁，母亲年近而立。
父母先后过世，在清理遗物时发现一张盖有骑缝章的迁移证，上面用小楷毛笔字，明确写着迁出地“西安张家村 （电讯总一队）”。遗憾的是因保管不慎，我将它丢失了。父辈们在那火红年代的一段非凡足迹，或因此而失去印证。故此，我十分懊恼自己的粗心，时常内疚不已。父母在西安工作情况，或就此而尘封湮没，那种灼痛般的感觉非外人能感受到。
身兼保密员和统计员双重职责的家母，直至她去世，都没告诉子女保密厂的代号，不知是真忘了还是其它原因。偶尔说过是制造火车头的，靠近松花江畔有一个码头，厂区比我们当时居住的小县城明光都大。老两口晚年在酒桌上，还不时提起中央大街、秋林公司等他们熟悉的地名。
为了纪念大姐出生地，家父母给她起名叫“瑞滨”，文革荒诞年月，我大姐擅自而为、自作主张，改“滨”为“斌”，却文不成、武不就。命运使然吧，嫁给了姓武而名字又含文的我姐夫，也算另类了却心愿。记得父母曾说过，哈尔滨工作完成后即返回北京，向总队交差述职，住在邮电部招待所，还没怎么休整过来，又奉命率队南下西安，负责该市“一五”期间的156项相关工程。在古都西安，家父母与大姐留下第一张全家福合影。那年那月，大姐尚不满周岁。
从第一页查起，翻阅不到一半，我的心就凉了半截。为啥，因为我注意到登记年月这栏，最早不超过1959年底，这个时间段，家父母的户籍已从张家村派出所迁移到青海西宁去了，而我亲眼见过的那张遗失的迁移证是在此前至少有三年从这里开出的。这簿沉甸甸的底册，均是按当时仍在邮电宿舍区居住的人口登记的，根本不可能有记载了。心灰意冷之下，再问郭大姐，建国后至一九五九年，十年间的迁移证存根原件在不？“没有，我整理归档时就没见过。”她十分肯定地回复道。
从公安分局这块入手，再寻访张家村派出所线索，至此彻底中断。怀着极其失落的心情缓步走出门来。红缨路，这个颇有战斗激情的路名从未从家父母口中听说过，没准是文革年代的产物也不一定。新版市区图上，那个用红色字体标注的张家村，如同迁移证上写明的张家村一样，异常深刻地印入了我的脑海。瞥了一眼路旁的玻璃橱窗，挂有几幅大型的喷绘文图——张家西村旧貌及棚户区改造项目简介。隔壁不远处立有指示牌：朱雀坊接待处。禁不住抬头仰望，张家村拆迁改造后，高耸入云的新建楼宇已林立在此，直到我来到含光路上的张家村公交站还在想，若干年后，西安人还有几多能知道张家村的？张家村已名存实亡，会否不久以后将从站名上乃至地图上被抹去呢？只有天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