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宝塔山”主题征文
宝塔山下的那张老照片
文/王凤桐
我的相册里珍藏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照片上，一个青年身着蓝色布衣，胸前佩戴着毛主席像章，身后是延河水，远处是宝塔山。这个青年，就是五十七年前的我。每次端详这张照片，那段知青岁月便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延安地区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贫穷落后。我们一群北京知青响应号召，来到洛川县插队落户。我和北京市丰台区东铁匠营二中的同学们，被分到永乡公社红卫四队——如今叫北汉寨村。从繁华京城到偏远高原，我们褪去了城市青年的青涩，在日复一日的磨炼中，闯过了生活关、劳动关，真正扎进了这片黄土地。
1969年夏天，公社组织知青学毛著积极分子会议，按当时的说法叫“讲用”——分享心得体会。会场是一间简陋大屋，地上铺着麦草，二十多名知青席地而坐。大家讲述自己如何不怕苦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我分享的，是自己自学医术为乡亲们看病的故事。
那时乡村医疗条件很差。村里仅有一名赤脚医生，只有最简单的药品。乡亲们头疼脑热，要跋涉十里山路到公社卫生院，重病则需远赴三十里外的县城。恰巧当时，生产队驻扎着一支解放军医疗队，我便抓住机会向他们学习针灸。从熟记穴位到练习进针手法，学会一个穴位就在自己身上试针。很快，我就能熟练地为乡亲们扎针治病了。
一次，村里一位老乡胳膊疼得干不了活，我上门为他针灸，又自费买来膏药。经过调理，老乡的胳膊痊愈了。他拉着我的手说：“我请你吃只鸡！”可乡亲们日子艰难，一只鸡要留着下蛋换油盐，我婉言谢绝了。
大队林场深在山里，乡亲们生了小病总硬扛着。我在林场劳动时，针灸有了用武之地。一位老乡患重感冒，我一针刺入“迎香”穴，他鼻子当即通畅。大家都夸我“能行”。在公社“讲用”会上，我发自内心地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首先要学会真心实意为他们服务。这番话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秋收后，县里筹备知青积极分子会议，大家推选我代表公社去“讲用”。
在村里，我还做了一件事。村口老土墙上挂着一只广播喇叭，喇叭下方有一块闲置多年的小黑板。我从学校找来粉笔，主动办起了“小评论”，用最直白的文字记录村里的大事小情。一次，一名社员出工时间干私活，我在“小评论”里指出这件事，提倡大公无私的精神，此后村里再没出现过类似情况。还有一回，几名社员出工迟到，我用红笔写了他们的名字。没想到一位女社员委屈地哭了，说只有判死刑的人才用红笔写。我满心愧疚，但自那以后，再也没有人迟到早退。我也及时表扬埋头苦干的社员，就连受过批评的人表现好了也一一表扬。这块小黑板，没人安排我办，也没有经过审批，可乡亲们都格外看重上面的每一句话。
凭借扎实的事迹，我被选为出席“延安地区第一次知青积极分子代表会”的代表，奔赴革命圣地延安。1969年10月，石子铺就的西延公路上，两辆解放牌大卡车载着我们疾驰。我们站立在车厢里，心中豪情万丈。汽车驶入川道，过了甘泉县，忽然有人抬手一指：“延安宝塔！”我顺方向望去，那座巍巍宝塔屹立在山顶，我的心跳骤然加快，同行的知青们欢呼雀跃。
会议周期较长，我们都背着被褥参会，睡在铺着干草的地铺上，毫无怨言。伙食格外丰盛，吃到了久违的白馍和肉烩菜。我心潮澎湃，写下一首歌颂延安的小诗，广播站播出时，听着高音喇叭里的朗诵，心里美滋滋的。会议期间，我们聆听了孙立哲、栗建国、丁爱笛等知青的先进事迹。我们围坐交流，坚定传承延安精神的决心。会议间隙，代表们背着方正的背包，高举红旗，以县为单位排队参观革命旧址。相关部门还为我们拍摄了新闻纪录片，看到镜头里的自己，大家都开心地鼓掌。
洛川县领导深知我们对延安的热爱，特意安排我们在宝塔山下、延河岸边拍照留念。这张照片，陪伴我走过五十余载风雨，跟着我走南闯北，始终被我悉心珍藏。
时光流转，岁月变迁。那段扎根延安的岁月，那份与乡亲们的深厚情谊，以及这张老照片定格的瞬间，永远镌刻在我心底。照片里的宝塔依然巍峨，延河依然东流。只是每次看它，我都会想起那个在黄土地上磨砺成长的自己——那是我一生最珍贵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