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亮: 父亲的那些老照片
- 2026-05-18 13:18:54
春节期间，走进父亲的书房，偶然翻开父亲书架上排列一本本泛黄的老式影集，由于受潮和时间久远的原故，打开一页一页薄膜相黏的页面，塑膜之下的照片有的己经模糊不清，甚至难以分辨照片的主角了。
一张张黑白老照片，浓缩了父亲人生各个阶段的经历，串联起父亲八十多年岁月的精彩点滴瞬间。浏览这些印记着父亲芳华的旧照片，似乎也走进了父亲不同时期生活片段里，身临其境感受到父亲那青葱奋斗的足迹。
照片最早的，大约1960年左右拍摄的，父亲那时正在“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安福县严田分校求学阶段，正处在风华正茂，书生意气的青春少年。父亲叫刘恩怀，1941年8月出生于赣西山城路口庙背一个贫困家庭，家里排行第三，父亲有一姐一哥一弟。
父亲的哥哥，也就是伯父刘念怀，解放前就参加农会走上革命道路，1952年入党，属于县里解放后培养的第二批党员。从庙背乡的民兵队长开始，担任过县东风钢铁厂的科长，三板桥、高州、坊楼公社的社长、党委书记，1963年调往吉安行署良种场担任场长、书记，1977年回到莲花工作。伯父作为兄长，长兄如父，成为父亲紧跟的榜样，在伯父带动和影响之下，也走上了自强自立的人生之路。
我的祖父在旧社会年青时学得一门泥水匠的手艺，祖父在外做工，即便在家务农，也是早出晚归，不停劳作，有时还被国民党抓去修碉堡炮楼，祖父作为家庭唯一男劳力，也没法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家庭经济非常拮据，真叫个一贫如洗，常常入不付出，没米下锅，祖父祖母没钱买盐都是常有的事。即便这样，祖父还是勒紧裤带省出钱，让三个儿子上学堂，让伯父读了三年私塾，父亲读完小学，父亲口中的“高小”。后来，家庭状况有所转变，让叔叔读完高中课程。
1955年，父亲小学毕业就辍学在家，一边在村里担任夜校扫盲教员，一边从事艰辛的体力劳动。祖父体弱多病，又没钱找医生，身体营养不良，导致后来双目失明，1958年10月因病逝世。此后，祖母就成了家庭的主要劳力，如何让家里七张嘴吃饱饭有衣穿，成了祖母最大的难题。祖母作为一位农村妇女，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不知有多难。那时伯父已经离家参加革命工作，实在没办法，想让父亲留在家里帮衬着，以减轻家庭的生存负担。然而，年少的父亲，志存高远，心比天高，不甘平庸，试图通过努力改变穷困潦倒的人生。父亲每天从夜校回家，在二楼点起煤油灯看书，倔强的父亲心中怀有一颗争口气的雄心壮志，不甘心一辈子就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度过一生。
机会总是垂青那些有所准备的人。1958年，全国轰轰烈烈“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叫得响，江西省在毛主席秘书汪兴东的创意之下，创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作为响应毛主席“把大学办到农村去，办到山上去”的号召，作为新中国建设全面起步、急需建设人才和经济贫穷的环境下，本着“不要国家一分钱，不收学生一分学费的原则”，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半工半读”的精神，在安福、莲花等地均开办了数十所分校。设在莲花海谭垦殖场的“共大”，当时，农民将军甘祖昌刚从新疆军区回乡务农不久，也被邀请担任了莲花共大的校长，亲自授课。
父亲知道这一信息后，放下手中农活，不顾祖母祖母的反对，一路兴奋的跑到邻村找同学刘学文商量，他俩认为这是改变人生的一个转机，不能错失。父亲当年选择邻县安福的“共大”，而没有选择海潭垦植场“共大”，也许是老家距离安福县洋溪的路程较近的原因吧。相对当年交通不便之下，两地都是路途遥远，父亲和同学学文还是克服困难偷偷报考。祖母想打消父亲读书的念头，没想父亲就跑到二楼把所有书籍统统扔下来，要挟把书烧为灰烬。儿大不由母，祖母知道儿子已经长大了，最终拗不过倔强的父亲。
在一个鸡鸣头次的凌晨，父亲带着简单的行礼，趁着蒙蒙的夜色，徒步离开村庄，他和学文背上简单行礼，走路到安福县洋溪镇，通过办理入学考核，顺利就读于半工半读的江西省“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安福洋溪分校。不久，学校从洋溪公社搬迁到严田新校区，简称严田“共大”，学校设置大专和中专班两个层次。
据说，劳动大学办学规格很高，在南昌的总校由时任省委书记杨尚奎兼任校长，父亲就读安福严田分校的水利机械专业的中专班，学制四年。“共大”在那个特殊年代，以“劳动大学”作为特殊称谓，我猜想，全国当时轰轰烈烈叫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以15年时间赶英超美”的政治口号所造就的吧。
1962年，父亲21岁从“共大”毕业后，先在安福县一家水电站工作，不久就回到莲花县坊楼公社粮站，从事收粮员的工作。父亲平时喜欢写写画画，文笔又好，还练就一手好字，活泼年轻，加之才华横溢，很快被县粮食局领导挑选进局办公室，三年后又被调往县委组织部。
时代的浪潮一浪接一浪，父亲作为时代漩涡中一滴浪花，其经历也能映衬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迹。1965年3月，父亲调入县组织部不久，便遇到轰轰烈烈“文化大革命”，县委县政府陷入一片混乱，停止办公，上街贴大字报，刷写标语。父亲也是保守派领导班子成员，主要从事文字宣传方面的抄抄写写，后来又投入“四清”运动和工作队，到安福县参加两次社教工作，还评上了“六好”队员。
1968年，正值全国掀起“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国家”活动。26岁的父亲便跟着县委工作组在六市驻村，下沉到基层一线，由于工作作风扎实，有股“拼命三郎”的狠劲，被时任县委书记范震欣赏，不到半年时间，被任命为六市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到任首领的第一件任务就是带领100名社员到永新文竹修筑铁路，父亲根据100名民兵的基本情况，成立领导班子编排班组，选定好班组带班人，制定好制度，开展劳动竞赛评标兵，树典型奖勤罚懒，结果提前完成任务。
1970年，不到30岁的父亲又组织被调往南岭公社任革委会主任兼书记，8年后调往三板桥、琴水等公社任党委书记，前后达十五年。后又在乡镇企业局、林业局、县农办等部门担任“一把手”又十年，风雨几十年如一日，扎根农村基层工作的一线，恪尽一名普通党员干部的职业操守，做了一些有益于农民和农村的实际工作，于2002年光荣退休。
年轻的父亲，身体尽管也很瘦弱多病，但全身好像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工作干劲。听父亲说起，1970年至1978年间在南岭公社任社长、书记8年，这个时期可谓是贯穿了文革，经历过动荡，迎接了改革开放的新生，也正是中国社会处于最纠结的一个阶段。可父亲的工作重心放在如何解决民生的问题上。当得知全公社多数田地庄稼因旱天缺水，得不到及时灌溉而欠收的实际，便带领干部群众兴修半冲水库和冠山水库。从选址到竣工整整三年里，和老百姓们奋战在一线，住工棚，吃便餐，那真是风餐露宿，最后老百姓的田地得到水源，父亲却因此闹下了关节炎，母亲说父亲每次回家都很疲惫。此后，父亲又和社里干部先后挖掘创建了岩背、村坑等三座煤矿，增加了公社的收入，改变南岑公社经济落后的被动局面，同时也改善了广大百姓的生活。在此期间，公社办公在一栋老旧祠堂里，父亲带领同事半工半劳，自力更生，硬是兴建了一栋三屋的公社办公大楼，为公社的长远发展夯实了根基。
1978年，父亲调到远离县城的三板桥公社工作。数年基层一线工作的实践，让父亲在这个偏远的公社工作显得游刃有余。二哥刘晓林后来在乡镇担任镇长、书记，也在县直机关担任“一把手”，他在三板桥乡棠市村驻点挂村，经常听到当地的老百姓说起父亲，大家都对父亲40多年前在三板桥公社做的一些事情赞不绝口：“只要看到电光，就会想起老书记刘恩怀的好”。当年，父亲调整到偏僻的三板桥公社担任公社党委书记，初来乍到，得知全社只有一个村庄有照明电，就带领公社干部谋划着，想在任上解决这个问题，为当时百姓解决点实际问题，父亲还真有点“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召集同事想办法找路子，经常到临县永新协调沟通，最后确定从永新县乌石山铁矿架线跨界，一改三板桥百年用煤油材火照明的历史。
后来，我曾也问过父亲，他只是淡淡一笑，说都是过去的事了，不值得一提。我听说父亲在三板桥公社任职四年里，不仅解决了全公社所有村庄用电的难题，还让全公社稻子增产百万余斤，彻底结束了老百姓不再吃“回供粮”的历史。父亲还有很多很多的亲历实事，不胜枚举，我只知其面，不知其里，但能感受到父亲确实做了一名党员干部对党的承诺，诚心服务于广大老百姓，做一名人民的公朴。父亲的青春，是奋斗的青春，是倾注心血带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青春。用如今比较时髦的话来说，有一种撸起袖子，卷起裤管加油干的实干精神，值得我们晚辈们去传承。
小时候，父亲对我们兄弟要求非常严格，但也有一颗慈母般的爱心。父亲常年工作在外，一年难得回家几次，但只要回到家里，就会对我们兄弟四个耐心细致，不厌其烦，言传身教。冬天里，父亲和我们兄弟四个围着火炕，查问各自的学习状况，把一些学习方法和做人的道理贯穿其中，一切犹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最开心的还是要数父亲讲故事时候，父亲把看过的电影、读过的书，又声情并茂传授讲述，至今还记得父亲讲过的《上甘岭》《地道战》《小兵张嘎》等电影情景。有时候，父亲还会抽出时间，手把手教我们练习毛笔字，过年写春联，每逢二十四个节气，还会耐心讲述每个节气的渊源由来。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是每个父母亲最朴实的愿望。父亲也不例外，可怜天下父母心，父亲总在想方设法创造条件，给兄弟四人营造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1981年，父亲调往县城琴水公社担任党委书记，虽然工作很多，但还是忙里偷闲，把大哥，二哥分别从复礼中学、路口中学转学到莲中读书。当年，父亲带着二位哥哥住在琴水公社办公楼的三楼拐角的二间宿舍里，工作之余就是炒菜煮饭，打理家庭事务。那时，父亲作为公社的“一把手”，平时工作任务多，出差下乡频繁，但只要在家里，就是一名父亲的角色，干着洗衣买菜的事情。1984年，两位大哥同年考取院校后，又将我和三哥转学到县城城厢小学读书！那时，父亲的工资非常低，即便担任党委书记，每月的工资也只有四十来块钱，每月寄上十块在吉安师专的大哥，五块给在永新师范读书的二哥。剩下的二十几块补贴家里的伙食和打理一些人情世故的礼数，一家人的日子过得也是非常紧巴和节俭。记得那时，家里炒菜最多的就是豆子，真叫是一菜多吃，变着花样循环吃，比如：煮豆子，炒豆子，豆子拌辣椒，还有制作豆腐乳和豆芽，父亲虽然身弱多病，但也和我们一样，就这样简单的过着…
父亲是一个事事讲究原则的人，对我们兄弟的管教又很严厉，这样一来我们对父亲敬而远之。记得在初中毕业那年，恰好父亲单位有一个上“赣州林校”的内招指标，父亲在县林业局担任局长，按理说近水楼台先得月，结果父亲却把名额定给单位另一名职工。当时失落的我对父亲的意见很大，几乎形同陌路人。也许是“堵气”，当时就对家人发誓，不依靠父亲，要走自己的路。
1994年12月，选择了绿色的军装，开始了崭新绿色军营的人生。在部队，几经风雨磨砺，当骨干，考军校，走上了职业军人的生涯。听家里人说，在我考上军校的那年，父亲特别开心。从军离开家乡后，父亲与我的书信交流频繁，那些年与父亲通信达100多封，贯穿了我当兵十几年的流水时光，从父亲苍劲有力的字里行间，也逐渐读懂了父亲，他时刻要求孩儿们自立自强，自力更生。
随着年轮的增长，我们兄弟四人都渐渐长大，走上了各自的工作岗位，父亲也由基层调入城里机关部门，手中权力也有些。按理说：“大树底下好乘凉”，父亲耿直硬气的那性格依然未变，始终教导我们做人堂堂正正，做事脚踏实地，待人诚肯守信。有一回，大嫂试着说服父亲，想想办法，调离越来越不景气的粮食系统，哥们也想从教育系统改行，试图改善工作环境，这些对于身在部门“一把手”的父亲来说，还是可以有办法去解决的，但最终都无功而返，全家人都说父亲“老古板”，是一个油烟不进的人，可父亲依然我行我素。让哥最不能理解的事，那年哥俩在县城建房子急需木材，父亲恰好在县林业局任职，按常理说批些木材，本是轻而易举的事，然而他非但没有批，而且还特别交待有关部门按正常手续办理，最终没有得到一点优惠。最后，哥哥们建房的木材用料大多都是路口庙背老屋翻新废弃的旧木材，另外还购买了城厢小学教学楼拆除下来的旧窗户。大家都说父亲太较真，从那以后，家里人从未因为私事为难过父亲。
正是父亲这种特殊的家庭教育影响下，兄弟几个在各自的岗位上也是像父亲一样，工作上任劳任怨，开拓进取，坚持原则，不谋私利。三哥在城管局、招商局的岗位上工作出色，二哥在基层当镇长，书记年年评为先进，在机关部门一把手的岗位上担当作为，做了许多实事好事，大哥在中学教书也是桃李天下，芬芳四溢。
父亲的为人处世和教育儿女的方式，也许跟他的经历有关。父亲沐浴在《东方红》成长起来的党员干部，无论是在什么岗位上，干工作都是身先士卒、模范带头，拼命三郎、雷厉风行。父亲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在不同的单位担任领导职务，几十年只有职位的变换没有职务的提升，但父亲对待工作依然是那样的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对家人还是那样古板较真不懂变通。
父亲从工作上划分阶段，20岁到60岁退休，主要也就分为几个阶段，年轻时在县委组织部，1968年至1984年均在基层一线工作，1985年到2001年退休均在县直机关部门担任职务，不论基层机关，父亲对工作扎扎实实，亲力亲为。从父亲的回忆文章中得知，许多工作既是把关定向的领导，又是扎根一线的实操者。有时为了解决难题，带领同事找领导要批文，要贷款，跑协调，跑现场。诸如在解决三板桥公社用电问题上，攻关五道关：从文竹变电站到枫田变电站，再永新县电力局，再到吉安行署协调沟通等，整个过程需要七个部门领导签字并盖单位公章，最后架设高压线还得找相关部门贷款支持，父亲的作为换来是老百姓的尊敬和一大堆的奖章和证书。40多年后，三板桥还有许多普通老百姓记得父亲，这就是对父亲最大的褒奖。如今，同样是作为干部的我，能够深切地体会到父亲的可贵与可敬，作为一个有点职权的人，能够这样坚持是非常难得的，光这一点上，我内心深处是非常感佩父亲的。父亲着实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影响和感染着我们兄弟四个，教我们走上了自强自立的人生之路。
父亲已经八十五岁了！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很硬朗，但谁能知道父亲年轻的时候也是“药桶子”，也许现实的经历是最好的老师，父亲从年轻时就注重健身和自律，可以说从没有抽过一支烟没喝醉过一回酒，并且持之以恒的加强锻炼。好身体就这样顺理成章，属于像父亲那种能够自律自觉又很懂节制的人。听父亲说起，在南岭公社担任八年党委书记离开时，破天荒喝了许多酒，许多同事说：“刘书记在公社八年，还真不知他还会喝酒”。父亲的解释，看到公社同事家庭经济条件不好，个个真是喝不起酒呀，也就说自己不会喝酒来应付。后来，父亲无论在什么单位任职，也都保持不沾酒的习惯。
转眼间，父亲退休已经二十五年了，但父亲退而不休，这些年一刻也没有闲着。先是参与老家路口刘氏宗祠的重修和县城兴莲路的改造提升，后又带头出钱出力，回老家庙背村里修通铺就一条乡间水泥道。
2005年，琴亭镇领导又找到父亲，对成立城市居委会这个新鲜事物请父亲担任社区党支部书记，这是在县城城区治理涌现的新鲜事物，与原先村委有着不同的要求，父亲先后充当两个城市社区的编外党支部书记，发挥余热。在金城社区担任支部书记期间，配合县委县政府相关部门对“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珍老阿姨先进事迹的挖掘和宣扬，曾是县龚全珍先进事迹报告团成员之一，参加在全县巡回宣讲报告，其事迹还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宣传推广。
近年来，进入耄耋之年的父亲，尤其2019年母亲蛛网膜下腔出血经过一次大手术后，父亲的重心放到了母亲和家庭上，但也从未间断过对公益的热情，只要需要，总会出现在各种公益场合，承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按父亲所说：“做点事情，发挥点余热”，被表彰为“江西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第4届“十佳莲君子”等一大摞奖状、证书和奖杯。
父亲的老照片里，有一张引起了我的注意，就是一张在山西昔阳县大寨参观的合影非常特别，每个成员袖子上都佩戴黑纱。后来听父亲说，那是1976年9月下旬，参观第一天，得知敬爱的毛主席逝世，全国各族人民陷入沉重的哀悼活动中，各地各行业都在以不同形式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父亲和县里其他同事正在出席江西省农业学大寨会议赴山西昔阳参观，同事们心情沉重，为表达对毛主席的哀悼之情，代表团成员每人手臂佩戴黑纱，集体默哀仪式之后，方才有了这张富有特殊意义的照片。父亲说，江西代表团当即宣布停止后续参观行程，全国各地的代表团也都打道回家，个个泪流满面，有的放声痛哭，表达对毛主席逝世的不舍。父亲还有一张照片也有点像焦裕录的造型，我猜测:年青的父亲，那时30岁左右，正在南岭公社担任党委书记，也正是年富力强干事业的年龄。那时全国兴起向兰考县焦裕录先进典型学习的活动，父亲一定是要求自己向典型看齐，对标对表，也拍下一张神似的照片来激励自己，扛红旗，当先进。
父亲就是这样，对公益事情永远有一股饱满的热情和干劲，父亲总说自己是拿国家工资的，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都得对得起这份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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