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张照片里的我，二十岁。
照片一直夹在相册里，边角已经泛黄。每次翻到，目光还是会被那个年轻人牵住——他握着一把木柄铁锹，站在赭红色的黏土上，迷彩服洗得泛白，肩膀上的红肩章却鲜亮得像两朵刚开的花。
那是2001年初秋，全团上山修路时照的。
黄土高原的秋天，层叠的山峦从近处推向远方，由浓变淡，最远处的山已经化成了天际线上的一抹青灰。我们连分到的那段路，一整面山壁滑了下来，黏土堆在路上，比人还高出半头。
那种土，干燥时硬如磐石，镐头刨上去只留一个白点；遇了水，又黏得像胶泥，铁锹铲上去，整块土粘在锹面上，甩都甩不掉。那年夏天雨水格外多，暴雨过后，山路上到处是塌方。为驻地周边的村庄修复山路，就成了部队每年秋天的固定任务。
修路是纯粹的体力活。
第一天最难熬。大家刚开始还有说有笑，不到一小时就没人吭声了。只听见镐头砸在土上的闷响，铁锹铲进土里的摩擦声，还有自己越来越粗重的喘息。
我握着那把铁锹，左脚踩在锹肩上一蹬，双手往下一压，一锹土就起来了。转身，甩出去，再转身。一锹土少说有二十斤，一上午要重复几百次。手心磨出了泡，泡磨破了，贴上创可贴；创可贴磨掉了，干脆不贴了，让伤口直接贴着木柄——磨着磨着，就不疼了，生出茧来。
中午休息，炊事班现场埋锅做面条。战士们三三两两坐在土堆上，就着水壶里的凉水，呼噜呼噜吃得很香。有人从挎包里摸出一头蒜，你掰一瓣我掰一瓣，辣得直吸气。
一个新兵端着碗问我：“班长，这路修好了，谁会走啊？”
我说：“山里的老百姓走，拉苹果的车走，上学的娃娃走。”
他想了想，点点头，把最后一口面条咽下去，站起来又去拿铁锹。
下午的日头更毒。黄土高原的初秋，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汗水顺着额头流进眼睛，蜇得生疼，用胳膊蹭一把，接着干。迷彩服湿了干，干了湿，后背上结出一层白花花的汗碱。
第三天的下午。
当最后一锹土被甩到路边，连长喊了一声“通了——”
全连愣了片刻。然后有人欢呼起来，有人把铁锹扔到天上，有人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喘气。
我拄着铁锹站在路边往下看。那条路从脚下延伸出去，弯弯曲曲，通向山坳里的村庄。一群放学的孩子从路上走过，背着书包，说说笑笑。看见我们，他们停下来，站得笔直，敬了个不太标准的队礼。
那一刻，我觉得这些天流的汗、磨破的手、酸痛的腰，都值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那身迷彩服早已不知去向，那把铁锹大概也锈成了废铁。
但每年秋天，当空气中有了凉意，当路边的杨树开始落叶，我还是会想起那个场景——一群穿迷彩服的年轻人，在黄土高原上挥汗如雨，一锹一锹，把路修进山里，把路修到老百姓家门口。
铁锹会锈，衣服会烂，但修好的路还在。
它在山里，弯弯曲曲，一直通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