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达·莫里逊（Hedda Hammer Morrison，1908－1991），生于德国南部的斯图加特，父亲是个出版商。或许是出版业务总归与摄影有些瓜葛的缘故，赫达在十岁刚刚出头的时候就有机会开始摆弄起一架照相机，由此影响到其后的一生都对摄影发生执着的兴趣，而最终成为摄影大家。赫达·莫里逊的家里后来曾经送她到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的医学院去攻读，但她不久就说服家人，改到慕尼黑最早开办的一家摄影学校学习，从此开始了摄影师的生涯。赫达二十四岁那年（一九三三年）偶然在一份摄影杂志的广告上发现，中国北京的一家德国人开设的哈同照相馆正在征召一名会讲英、法、德语的女摄影师。她认为这个职位非己莫属：她会这三种语言，她的施瓦布地区的出身——当地人在德国以刻苦耐劳著称，而且她还是个女性——老板盘算可以少付些薪水。结果不出她的所料，北京的照相馆果然相中了她。那个时代的中国，对于一个德国年轻的单身女性来说，实在是个遥不可及的地方。在她只身离开德国前来中国的时候，家人对她的远行多少有些担心，结果送给她一把防身的手枪和一把雨伞，然而她却在东去航行的船上将它们扔到大海里，随身仅有的重要物品就是一架柔来福来的双镜头反光相机。赫达其后十三年里在北京度过的岁月，就是靠着这架相机，骑着一辆自行车跑遍北京的大街小巷，名胜古迹，拍摄下如今大多已经荡然无存的旧日景物，留给后人嗟叹其珍贵价值的照片。题头的照片摄于一九四一年，正是当年赫达·莫里逊风华正茂的身影。她在哈同照相馆里管理着十几号中国伙计，京城里无拘无束的生活使她渐渐喜欢上这块陌生土地上的人们和文化。她在京城里的生活尽管并不富裕，然而却甘之如饴。五年之后合同解约，照相馆的东家深知她手艺高明，唯恐她另起炉灶夺了生意，于是力逼她回到德国去。但这时的赫达已经被京城和中国各地的人文风景所吸引，执意要留在中国。经过友人的帮助，终于如愿以偿。后来她的生活也曾经相当拮据过一番，但随着她的摄影技艺被人认可，客户逐渐向她订购各类有关中国的专题照片，她就这样在京城里开始了新的生活。一九四〇年，她与阿拉斯泰·莫里逊相识并结婚。阿拉斯泰在中国出生，他的父亲是有名的英国记者乔治·厄内斯特·莫里逊。乔治·莫里逊曾经周旋于以洋务著称的士大夫之间，如张之洞、李鸿章、袁世凯等人，后来还曾入幕袁世凯帐下，当年京城里洋商云集而繁华于世的王府井大街就曾以莫里逊命名，可见其风头之劲。我推想，赫达·莫里逊嫁入这样的家庭或许对她日后的眼光不无助益，尽管此时乔治·莫里逊早已离华，赫达·莫里逊仍旧以独立的人生态度在中国生活。一九四六年，随着中国内战的加剧，莫里逊夫妇决定离开中国，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移居沙捞越，一直到一九六六年离去，在此期间她曾经为马来西亚政府担任摄影工作。一九六七年之后移居澳大利亚的堪培拉。
莫里逊夫妇离开了中国之后，中国的大门再次向外部世界关闭，直至三十年后重新开启。此后，赫达·莫里逊曾经两度回到她阔别三十多年的京城。
她在最后的二十多年里一直住在澳大利亚。一九九一年，赫达·莫里逊逝世以后的第二年，其夫根据她的遗嘱，将用作展览的照片和许多珍贵的南亚青铜器、藏书等捐赠给澳大利亚博物馆（powerhouse museum）。而将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六年共十三年里她在中国所摄的一万多张底片、六千多幅照片，以及二十九本影集全部赠与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另外她在一九五零年之后到一九八五年在南洋各地拍摄的照片则赠予美国康奈尔大学，如今收藏在大学的克劳赫图书馆的善本及手稿部。
Hedda Morrison大部分的作品原先都是作为他人著作的插图，例如乔治·凯兹（George N. Kates）的《丰腴年华》（The Years that Were Fat: Peking 1933-1940，1952年HARPER & BROTHERS出版，198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再版）一书就选用了赫达·莫里逊的摄影作品，乔治·凯兹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家用家具》(CHINESE HOUSEHOLD FURNITURE，1948年HARPER & BROTHERS出版）的112幅插图也是赫达·莫里逊拍摄的，而她自己最重要的一本摄影集便是上面提到的《洋镜头里的老北京》(A Photographer in Old Peking)，一九八五年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由于赫达·莫里逊留下的这批珍贵资料极为不易保存，自收藏于哈佛—燕京图书馆之后，常人无法目睹其风采，所以也不大为人知晓。外界只能通过几本出版物得窥堂奥，然而这对于三万件照片藏品而言，不啻豹之一斑。赫达留下的行摄财富之大部分尚远离大众认知，有待进一步地发掘与利用。 Hedda Morrison 女士的足迹所至除了北京和当时的热河以外，至少还有山西陕西山东等省，访问过曲阜，华山，泰山等名胜。我看她留下的那些照片时非常感动，因为我相信这一定是一个深爱中国的人，她的镜头才总是投向那些能体现出中国是个非常文明而又非常质朴可爱的方面。我猜这也许和她从女性眼中去看外部世界也有些关系。照理说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算不上天堂，但是在那些照片里，无论是华山上的道士，潭柘寺的和尚，还是威海卫的渔民，或北京街头上的各类小商贩，都那么神定气闲，看上去很少有愁苦之状，仿佛都是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就以三四十年代的标准而言，虽然她摄下的绝大多数都是传统生活的细节，几乎没有可称得上属于摩登的东西。但也正因如此才给我们留下一个逝去的中国，尤其是一个逝去的北京。看看Morrison的这些照片或许可以对旧北京之美增添许多感性的认识。
坐在山崖上的两位道士
道士肖像
小道童北峰
道士正装像
门上题字
山中寺庙或道观
一散人休息
东峰上的庙宇、钟与松
百尺峡
南峰庙宇，禁酒、食素
大殿之内
闲钟一口看山岳
崖边打坐
下棋亭北望
云
厨房
云起与黄河对话
圣母
画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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