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55岁,过年整理老照片,发现一张泛黄的纸条,揭开了我爸和我大伯的秘密……
我叫陈卫东,今年55岁,在县城开了一家五金店。
我爸今年七十八了,身体还硬朗,就是记性不太好,有时候刚说过的话转头就忘。我大伯比他大五岁,八十三了,住在隔壁村,腿脚不利索,脑子倒是清楚。
我爸和我大伯,一辈子关系不好。
从我记事起,他俩就不怎么说话。逢年过节,一大家子聚在一起,他俩各坐各的,谁也不搭理谁。我妈说,从我爷爷那辈就这样,也不知道为啥。
我问过我爸,他不说。问过大伯,他也不说。
时间长了,我也就不问了。反正他们兄弟俩,就这样过了几十年。
今年过年,我回老家陪我爸。
初二那天,没啥事,我翻出老相册看。相册很旧了,封皮都磨破了,里头插着一张张黑白照片。有我爷爷、我奶奶,有我爸年轻时候,还有我大伯。
翻着翻着,从相册夹层里掉出一张纸。
是一张发黄的纸条,叠得方方正正的,边角都脆了。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上面写着几行字,是毛笔写的,字迹工整,但有些地方模糊了。
我凑到窗边,仔细看。
看着看着,我愣住了。
纸条上的字是这样的:
“爹娘在上,儿不孝。秀芬的事,是儿对不起弟弟。儿愿受家法,只求爹娘莫怪弟弟。德厚叩首。”
德厚,是我大伯的名字。
我盯着那几行字,脑子里一片空白。
秀芬是谁?弟弟是谁?家法是啥?
我把纸条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小字,更模糊了,我看了半天才认出来——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五。”
1968年3月15日,距离现在快六十年了。
我拿着纸条,手都在抖。
那天下午,我去了大伯家。
他躺在床上,看见我来,有点意外。我坐在床边,把那纸条拿出来,递给他。
他接过纸条,看了很久。然后抬起头,看着我,眼眶红了。
“你……在哪儿找到的?”
我说:“翻老相册,从夹层里掉出来的。”
他没说话,又把纸条看了一遍。然后放下,靠在床头,闭上眼睛。
我等了一会儿,问:“大伯,这上面写的啥意思?秀芬是谁?”
他睁开眼睛,看着我,慢慢开口了。
“秀芬,”他说,“是你娘……。”
他欲言又止,话似乎没有说完,听到这里,我愣住了。
他说,那是1968年的事。
那年他二十多,在镇上给人当学徒。我爹刚二十,在家里种地。兄弟俩感情挺好,有啥好吃的都想着对方。
那年春天,邻村有个姑娘叫秀芬,来镇上走亲戚。他见过一面,就忘不了了。可秀芬家里穷,他家里也穷,娶不起。
后来秀芬家里出了事,她爹病死了,欠了一屁股债。债主逼着还钱,不然就要拿秀芬抵债。
他急得团团转,可拿不出钱。
就在这时候,我爹来找他,说有人给他说了门亲,是隔壁村的姑娘,彩礼够还秀芬家的债。
他愣住了。他知道,我爹也喜欢秀芬。
“你爹跟我说,”大伯声音发颤,“哥,你娶秀芬吧。我不娶了。”
我听着,眼泪下来了。
大伯说,他当时不肯,可我爹死活不让,说大伯年轻,有手艺,能养家。说他要是娶了秀芬,将来日子好过。说自己没啥本事,娶谁都一样。
后来,我爹娶了那个隔壁村的姑娘,就是我娘。大伯用我娘的彩礼,还了秀芬家的债,娶了秀芬。
可秀芬过门没几年,就病死了。那年冬天,一场伤寒,人就没了,也没有留下一儿半女。
那个年代,家里本来就穷,后来,大伯也没有钱再结婚了。
大伯说,秀芬走的那天,他跪在秀芬坟前,整整一夜。我爹也去了,俩人就那么跪着,谁也不说话。
“后来呢?”我问。
大伯摇摇头:“后来,你娘知道了这事。”
我愣住了。
他说,我娘不知道从哪儿听说的,知道了我爹是用她换的秀芬。她没闹,也没吵,但心里头落下了疙瘩。
我爹也觉得对不起我娘,一辈子对她好,可那个疙瘩,一直没解开。
至于他俩兄弟,从那以后就不怎么说话了。不是恨,是不知该说啥。一说话就想起秀芬,想起那些事,心里头难受。
“那你为啥不早说?”我问。
大伯看着我,眼眶又红了。
“说啥?说你爹用媳妇换嫂子?说你娘一辈子心里不舒服?说我对不起你娘?”他摇摇头,“说不出口。”
我听着,不知道该说啥。
那天晚上,我陪大伯坐了很久。
他把那些年的事,一点一点说给我听。
说我爹年轻时候有多疼他,俩人一块儿上树掏鸟窝,一块儿下河摸鱼。说我爹那时候瘦,吃不饱,有啥好吃的都留给他。说他结婚那天,我爹一个人躲在屋里哭。
“你爹,”他说,“这辈子,是我欠他的。”
我握着他的手,那只手干瘦干瘦的,全是老年斑。
“大伯,”我说,“我爹不觉得你欠他。”
他抬起头,看着我。
我说:“他要是觉得你欠他,就不会一辈子不提这事。”
他愣了愣,然后眼泪流下来了。
初四那天,我把我爹接来,让他们兄弟俩见了一面。
俩老头坐在那儿,谁也不说话。就那么坐着,坐了半天。
后来我爹开口了,声音哑哑的。
“哥,”他说,“吃了吗?”
大伯点点头:“吃了。”
我爹又问:“身子骨咋样?”
大伯说:“还行。”
然后又不说话了。
我看着他们,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化了。
那天中午,我做了几个菜,陪他们喝了几杯酒。喝着喝着,俩老头话多起来了。说小时候的事,说那些年的苦,说现在的日子。
没说秀芬,没说那些事。
可我知道,他们心里头,都放下了。
送大伯回去的时候,他拉着我的手说:“卫东,谢谢你。”
我说:“谢啥,你是我大伯。”
他笑了,笑着笑着,眼眶又红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车开远。
阳光挺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我抬头看了看天,想起那张发黄的纸条,想起那行字。
“儿愿受家法,只求爹娘莫怪弟弟。”
八十年了,那字还在。他们兄弟俩,也还在。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