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老照片】大姨夫:那抹笑容与那场为我一人放映的电影
大姨夫名叫郭合林，河南省安阳县伦掌乡西积善村人，生于民国7年（1918年），卒于公元1991年。坐在自家门口的大姨夫，我说要给他拍张照片，他立刻收起了笑容，静静地看着我的镜头。 郭建良摄影 1981每次想起大姨夫，最先浮现在我眼前的，总是他那一抹和蔼的笑容。他在自家门口的台阶上晒着太阳，笑容就那样挂在他的脸上，温厚得像那午后的暖阳，看不出传说中“神经了”的迹象。这是大姨夫留给我的最初印象。可大人们都说，这一抹笑容，就是他“神经了”的开始。传说定格在暴风骤雨式的运动年份里，一个关于“指标”的重任，像烧红的烙铁，猝不及防地落在了当时还很年轻的大姨夫的肩上。那不是普通的任务，那是要定地主生死的名单，一份来自上面、却要由他来亲手点卯的名单。急，是唯一的节拍。或许，就是在那个无法成眠的长夜，在那沉重的、足以将人脊背压弯的负荷下，大姨夫头脑里的某根弦，“啪”地一声断裂了。于是，笑容便成了他唯一的语言。他对谁都笑，谁问他什么他只是笑，让他做什么还是笑。从此，人们就说他“神经了”。这成了他后半生的样本，也成了他命运的拐点。他退出了那些接踵而至的运动舞台，成了彻底的“逍遥派”。母亲口中那些骇人听闻的景象——一个富农被拴着两脚在土路上拖出长长血迹，围观者兴奋地嚷叫，劈头盖脸打下来的家什——从此，都与大姨夫毫无关系了。他的世界，停在了那抹笑容之后，停在了风暴眼的寂静里。很多年以后，我才隐隐觉得，那或许不是“神经了”，而是一种极其剧烈的清醒，一种肉身在无法承受的重压之下，自行选择的、最彻底的“关闭”与“撤离”。而我真正走近他，是1974年那个夏天。我一个刚满12岁的少年，从东北回到豫北的姥姥家，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大姨夫家住在姥姥家的邻村，他以笑容接纳了我，就在照片上那个位置，也是那样一种坐姿。大姨对他说：“这是四橘子家的小良子。”我妈在家行四，小名橘子。他就看着我笑，很和蔼的。后来，他还带我去了趟他工作的伦掌公社，那是我童年记忆里，一段近乎梦幻的美好经历。大姨夫在公社里的住处，是一片树林中的清净小院里，几间平房，大树参天。夜晚静得能听见风吹树叶的沙沙声，空气里有着草木的清香，有些像东北深林里的味道。大姨夫在那里似乎很受关照，有个小伙子，会放电影，常在他身边忙前忙后，连去食堂打饭都由小伙代劳。我记得那食堂的伙食特别好，有并不太白的白面馍，有滑溜可口的皮渣菜，那是在东北吃不到的老家的味道。大姨夫叫来那个小伙，问我喜欢看什么电影。我从小接受的都是仇恨教育，几乎所有我那个年龄的男孩子，在那样的教育背景下，最喜欢看的都是“战争片”，我就脱口而出：“看打仗的！”于是，那个小伙我们一起，在一串电影名单里，选中了《奇袭白虎团》。那晚，就在大姨夫居住的那间房子里，我们仨，看了一场声音很小的电影。其实，我知道，那是大姨夫为我一个人放映的。放映机“嗤嗤”的过片声，在寂静的夜里清晰又悦耳，像一种奇妙的伴奏。那时候还很少有彩色电影，但《奇袭白虎团》是，而且色彩非常鲜艳。现在回想起来，那应该是使用了质量非常好的彩色电影胶片拷贝的，应该是花了大价钱的。那彩色胶片的影像，投射在临时挂起的一块白布上，男主角严伟才绿色的斗篷甩得那叫一个潇洒，而那句经典的“打败美帝野心狼”的唱腔，我后来能学唱得惟妙惟肖。那一晚，大姨夫依然很少说话，就那样坐在床边，默默地陪着我看也许他已经看过多遍的《奇袭白虎团》。那块小小的“银幕”上，光影明灭的闪烁之间，偶尔会映衬出大姨夫那惯有的、温和的笑容。多年以后，那天晚上看电影的温馨画面，已经在我心里镀上了一层暖洋洋的金色光晕。每每想起，都像是身处一场不愿醒来的美妙大梦之中。长大以后，我经常会想起那个夜晚，那场特殊的电影。我的感慨也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有所不同。但是，核心的内容是不会改变的。一个在别人眼里早已“神经了”的老人，一个长期处在边缘位置上的老人，以一场专为我一个人放映的室内小电影，欢迎我这个远道而来的、懵懵懂懂的少年晚辈。这份情义，怎是我一个小孩子能够承受得起的呢。那次“小电影”给我带来的如梦似幻的幸福感，我真真切切地体验到了，且大概率是终生都不会忘记的了。在大姨夫那儿玩耍的几天，白天，他让我一个人在伦掌街上闲逛，反正地方又不大，相信我不会走丢。那时候，全国正在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之中，伦掌街头的宣传栏里，贴着孔子的漫画，那时候不叫他孔子，而是叫他“孔老二”。我惊讶地发现，那些把孔子画得“喪头疙瘩脑、苛遛拐遧”（老家土话，形容人长得奇丑无比）的漫画，好生动啊！只寥寥几笔，就把情节、把神采画得活灵活现。仔细看来，那竟然不是印刷品，而是一笔一划手绘出来的！毛笔的皴擦勾勒，人物的神态表情，虽然是漫画，依然透着一股子灵气。这对一个来自偏远的黑龙江，连火车都还不通的木兰县一个小镇附近的、12岁的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震撼。我痴痴地看着，也在痴痴地想着：伦掌公社，竟藏着这样的能人。它让我第一次那样近距离地、真真切切地“触摸”到“技艺”与“表达”的形态，那是在斗争年代里，另一种生动的“艺术”展览。我后来爱逛美术馆，且对孔子、对《论语》那么感兴趣，和那个夏天在豫北小镇上经历的那次“批林批孔”漫画的洗礼，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吃饭的时候，我再跑回大姨夫的小屋。公社食堂的饭，是真好吃！以至于若干年之后，我曾有机会在大城市机关食堂里吃一块钱的自助餐，很自然地就联想起了1974年在伦掌公社，大姨夫住处吃的公社食堂的饭菜。两者最大的共同特点，就是好吃。如今，大姨夫故去已有三十余年了。当我将有关他老人家的这些碎片记忆整合起来的时候，那一抹笑容与那一场电影，便不再是孤立的故事。它们就像一条长河的两岸，中间流淌的是莫测的时运与人性的微光。这一边，在历史巨轮下，大姨夫以笑容为甲胄，将自己封闭起来，却也意外地获得了安宁；那一边，是在这安宁的庇护下，一个少年得以轻松体验到的、超越他日常经验的好东西：一顿可口的饭菜，一场奢侈的电影，一墙生动的手绘漫画。大姨夫用一场电影，为我打开了一扇小小的、看向更丰富世界的窗口；而他以“神经了”笑容换来的后半生长长的寂静，又何尝不是一种沉默的、却又震耳欲聋的诉说呢？那诉说，有关保全，有关人在洪流中最后的选择，也有关在所有的口号与斗争之外，一个普通人能给予另一个普通人的最朴素的温暖与关爱。我想，大姨夫一直都是清醒的。那清醒，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晒着太阳的他，就展现出来的、和煦如春风般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