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平
每一张老照片都是最真实最筒明的史料，浓缩了当年的故事，闪耀着片中人生平掠影，凝聚了一段往日的深情，交织着今昔相互间的思念。每一张老照片，记录了时代的风貌、变迁，激发人们对家乡的思念、眷恋和爱乡爱国的情怀，也会引发今人对以往的评说。
全家照拍摄地点在王家老宅，这是当时余姚城里格局完整、工艺最精堪的中式房子。我曾是租住老宅近50年的房客，对它记忆犹新。
照片中全家人排列在外厅屏风前，透过外厅作背景的玻璃格屏风可隐约看到深院大宅坚实而豪华的大门。大门深藏于外厅内，经玻璃屏风西侧小门（平时可上锁）才见大门、门楼和楼房的五马山、风火墙。门朝南，入门有门洞，深约2米，上有装饰性的门楼，以精细的砖雕分层，高约3米，砌有砖瓦顶。门洞南北两边框以长条石为柱，宽约30公分，面南的两边石柱上刻有“东邻泮水香生藻，南面青山翠入云”（大门东边邻近孔廟，南面是四明山）；门洞的北面刻有“堂開麗日金鶯啭，簾捲春風玉燕来”（门洞面对院子北面主楼的厅堂、闺房）。
厅堂在底楼正中，堂前庑廊东西廊柱上高挂朱元树所书的金漆竹雕对联，东为“金石響高宇”，西为“桂松比真风”。厅堂盈尺的高门槛上套装有六扇花格门，门中下部均为浮雕，与庑廊雕梁画栋上人物相应，铭刻《西厢记》《三国演义》一类题材的系列图案，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屋顶至廊沿悬挂8盏宫灯，中堂高挂主人王文治标准像，配精雕细刻的红木案桌、案几、八仙桌，八把镶嵌大理石的红木太师椅配红木茶几分列左右，东西两壁各挂两幅红木大理石挂屏。厅堂左右为东西卧房，东卧房东边、西卧房西边均为卧室配套的起居室。厅堂后有内堂，内外厅堂之间设梯上楼。楼上与底楼一样共五间，中间为起居室，两边为卧房。当年房间的摆设均十分豪华，红木制作的床、橱、柜、榻、椅、杌等家具一应俱全，外加精美瓷瓶等高档工艺品摆设物件。这就是主楼，老宅最精妙的部分。
主楼南临铺砌大石板的院子，院子东西两边各为30平方米的东西廂房（分内外2间），配以石板墙和人物雕刻花格门窗，与主楼起居间相通。主楼北面是长形天井，西达风火高墙与房屋之间形成的“暗弄堂”口，内有环屋的窄巷。往东，是配有天井、水缸的大厨房，穿过大厨房北的长廊又见天井，中间是配石井圈的水井，南首是佣工值班室，东首是分隔南比相对的二个小厨房的过道。往东，就是杂物间、柴间等，再沿露天石板路往前就是双扇开阖的后门，门外黄酱弄。整座建筑又以比平屋高的风火墙围转，占地面积约3亩。
老宅从学弄街口的前门、外厅进入，穿出后门通达酴醾弄街口，搭脚开阔，闹中取静，南北往返便捷。如陌生人进入，会象刘姥姥进大观园——看花眼，进了摸不出去。
此宅西廂房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曾出租给家父张春阳开设诊所，诊所柱子上曾相对挂着一副郭尚先撰写的竹雕对联：“山色只宜远处看，竹香时向静中闻”。有人以为与中医的望问闻切有关连，其实是郭尚先在阐明体察事物的方法要因物制宜、相互配合、恰到好处。自1947年～1993年我家一直租住在主楼楼下。浙东游击纵队解放余姚后，因房子位置隐蔽、安全，刚入城的朱之光、张肇良、肖枫等革命领导干部曾在此楼上暫居数月，部署安定余姚局面的工作，外厅里常有战马振鬣扬尾，啾啾嘶鸣。当时，他们那种艰苦朴素、善待群众的作风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产生久远的影响。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又住过解放军的文工队，童年的我曾与官兵们结为趣味相投的忘年交。后有不少县府党政干部在此安居，包括后来任宁波市委书记的项秉炎。
老宅位于城区学弄口，原为学弄3号，后改6号，曾住过不少出类拔萃的古今人物，留下不少美好的回忆。可惜这座凝文化与历史于一体的精品建筑已荡然无存，在上世纪90年代被拆建为小商品市場。
老宅的主人王文治（1883-1938）是民国早期上海滩金融实业家，系浙江余姚人，民国时期曾任上海正大商业储蓄银行董事兼总经理、惠中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骏大华行董事，是当时银行界的姣姣者、知名人物。在民国时期的《上海工商名人录》第9页中有关于他的简介。
民国7年（1918）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不久，西方列强以更凶猛的姿态卷土重来，向中国倾销大量商品，使刚刚出现生机的民族经济再度陷入困境。为使经济复苏，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在上海投资开设银行的热情不减，成为一战后上海经济的一个亮点。民国八年至十六年（1919～1927）期间，上海成立及分设的银行计有104家。
宁波旅沪财团和各地爱国商人乃先后举办商业银行，光是在上海一市就有50余家。其中属甬藉人士开办或参加的（连前已建立的）共有上海正大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四明银行、中国垦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浙江地方银行、江西裕民银行、惠中银行等19家。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统计，上海的银行资本为24．210万元，与宁波人有关的银行资本为19．680万元，占80%以上。由此可见，上海商业和外贸的繁荣与宁波旅沪银行财团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王文治当时联合甬籍旅沪财团俞佐庭等主力与余姚人史久鳌、潘久芬等，开办了其中的两家银行,在上海滩起了引领银行业发展的作用。
正大商业储蓄银行与其他7家银行成立于民国十四年（1925），位于上海江西路，由王文治与俞佐庭、史久鳌等87人合股开办，公选董事9人，执行董事王文治出任总经理,严格实行 “两权融合”——所有权与经营权在经营者身上的统一，成为近代创办和经营华资私营银行的有效经验.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内逢“九一八”及“一·二八”两次事变，外受美国白银政策及世界经济恐慌影响，经济困难重重；为解脱危机，10年间共发行 26亿元公债，于是开办银行之风在上海又炽热起来。民国二十二年（1933）王文治又与俞佐庭和余姚人潘久芬、史久鳌等合作，开办惠中商业储蓄银行，任董事。该行于7月16日在钱业公会开创立会，选出俞佐庭、王文治、丁家英等11名董事，和楼怀珍、潘久芬、史久鳌三名监察人，推定俞佐庭为董事长，王文治因巳另任总经理，于是另聘戚仲樵任经理一职，决定10月2日在天津路66号开业。当时新办的还有重庆银行分行等9 家。
此外，王文治还投资开办以生产、经营文具为主的骏大华行，在列強商品倾销的情况下弘扬了国货，在当时颇有影响。
王文治爱国爱乡，在＂一.二八＂事变后，他任总经理的正大银行部分董事捲资避难于香港，劝其同行，但他留恋祖国，临危不惧，坚守上海。为振兴银行业、抵制日寇，又与俞佐庭、史久鳌、潘久芬等志同道合者组建惠中啇业储蓄银行。当时在正大银行任副理的儿子(曾留学日本)面临国难鬼迷心窍，要去充当日本人的翻译。王文治大义凜然,几番严词呵斥，最终仍不为所动,即登报声明，与他脱离父子关系。王文治人在上海，心系余姚，每年捐赠设于最良桥的余姚孤儿院2000大洋,还先后邦助大批乡亲至上海创业，这些人的后代至今仍在称道。
照片正中有一位头戴瓜皮帽的姚籍少年，他是王文治的外甥徐汉灵（1915～2010年），民国二十六年（1937）5月，毕业于中央航空学校第六期第六班，舅舅王文治一直供养他长大，资助他深造。合影8年后，在淞沪对日空战中徐汉灵不负众望，成为抗日英雄，抗战胜利 后获得蒋中正颁发的忠贞奖章并执照。
据《中国大空战》一书（昆仑出版社出版）记载：民国二十六年（1937）8月，南京大校场机场，一架“A-26雪莱克”（抗战开始时中国唯一的攻击机）“像一头犹斗的困兽，遍体鳞伤，千疮百孔，座舱里、仪表板上处处是鲜血，挡风玻璃上还有四个碗口大的血字：还我河山。
这段文字描述了中国空军第九大队少尉飞行员徐汉灵的英雄事迹。他在出击上海扫射日军阵地时，臂、背、腿多处负伤，左手2个手指也被打断，他的战友李文韶双腿折断，但两人相互鼓励，依然驾机生还。落地后，这名年仅2岁的飞行员自以为无救，用伤口喷涌鲜血的断指，写下了这气壮山河的4个大字，后因伤势过重牺牲，徐则当场昏迷。
后来，他伤愈重返蓝天，又任飞行教官，一直战斗到抗战胜利，升任空军少校，荣获忠贞奖章。他在台湾历任屏东空军基地大队长、海南空军指挥部三科科长等职，1955年调任金门防砲部队少将司令时，因妻子病重未成行，转而任空軍学院教育长，直至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