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与周一良先生相处二三事|《老照片》第162辑即将面世

《老照片》第一六二辑即将付印面世，我们特从本辑中遴选一篇文章，请读者先睹为快。此外，第一六三辑、第一六四辑亦已编排就绪，将陆续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

记与周一良先生相处二三事

李孝聪

1978年恢复高考，我们知青有了迈进大学念书的机会。从西藏回到北京，父亲得知我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后，说他有位朋友周一良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授，两人好久未见面了，托我入学后向周先生问好。我问父亲：“周先生和您是怎么相识的？”父亲回忆道，1951年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北京大学的教员去四川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当年四川眉山县土改工作队的队长是周一良，父亲是副队长，出发前他们曾照过一张相片，土改工作结束回到成都后又与当地同志合影。他们两人在四川土改工作队期间相处过一段日子，后来由于周一良工作的北京大学历史系远在京城西郊，父亲工作的北京大学医学院口腔医院在城内后库（西什库大街北段），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我到北大历史系念书后，向系里打听周一良先生的情况，才得知周先生正在接受政治审查，尚未获得自由。直到两年以后，审查结束，周先生接掌北大历史系主任，我才有机会去燕东园的周宅登门求见。那天，周先生和师母邓懿两人在客厅一起接待我，周先生见面第一句话就问：“李大夫身体好吗？”我回答：“还不错。”周先生转过脸向周师母介绍：“他就是北大医院李宏毅大夫的大公子，现在来历史系念书。”周师母打量着我说：“长得有点像他爸爸。”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但周先生和师母对我父亲的印象大概还停留在他年轻时的模样……

图1 1951年9月1日，欢送参加眉山土地改革的北京同志临别纪念照。周一良（一排右四）、李宏毅（三排右三）

图2 1951年9月19日，西南土改工作团第二团川西分团土改工作归来与当地同志在成都留影。周一良（一排左六）、李宏毅（四排右九）

从第一次拜望到后来的数次见面，周先生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话不多。他一般只是提些他感兴趣的问题，然后倾听我们的回答，不太会主动谈很多，与健谈的邓广铭先生完全不一样。倘若你觉得没有话题可说了，便应当自觉起身告辞了，所以我每次去周先生家里谈话，总有些许紧张。

虽然每次交谈的话不多，但我能深深感受到，对我这样一个三十岁才有机会迈入大学历史门的“老学生”，周先生始终关心着我的学习和成长。

周先生曾经问起我来北京大学读书之前做什么工作，我告诉他，曾在西藏地质队工作了十年。先生问我怎么去的西藏，到过西藏哪些地方，随后话锋转到我的兴趣在哪些方面。我说，那时候两年一次探亲假，回京时总是不想直接回家，而是顺便绕道玩一玩。周先生笑了，说：“看来你的兴趣不在历史，而在地理。”我接话：“玩的时候，还是喜欢看那些有历史遗迹的地方。”周先生建议我将来能够师从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攻读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生，并谈起年轻时他和谭先生的交往。

从那以后，我开始集中精力阅读二十四史地理志，培养自己对历史地理（在师从业师侯仁之先生之前，我最初还仅仅是熟悉沿革地理）的兴趣。也就在我从北大历史系毕业那年，谭其骧教授应邓广铭、周一良先生邀请来北大历史系作了一次学术报告。报告结束时，周先生和邓先生一起拉着我走到谭其骧先生面前，向他介绍我上学前的经历和兴趣。谭先生立即嘱咐随行的葛剑雄记下我的姓名。毕业以后，出于个人的原因，我没有去复旦大学读研，而是在邓广铭先生身边做助教，并跟随侯仁之先生攻读历史地理学。

图3 1991年，周一良与李孝聪在荷兰莱顿

在教学岗位工作数年之后，有一次我去周先生家看望他，问他怎样能够治学有成。周先生就我个人的背景和状况，谈了他对我治学的五点看法。他认为治史学者需要具备几个条件：第一，家里要有财力，有钱能够买书，有书看才能治学；第二，要有闲，不为琐事缠身，才能有时间读书；第三，要有兴趣，如果对史学没有兴趣，无论怎么努力也难有成就；第四，学习要勤奋，肯下苦功夫；第五，是聪明。周先生对我说：“对于你来讲，前两个条件不具备，你的孩子还小，家里要做的事情多；父母又不做文史工作，家里没有那么多书留给你看；至于聪明，在你身上也看不出来。但是，你还具备了两个条件：一个是你对历史地理的兴趣日益浓厚，这十分可贵，倘若对自己的专业没有兴趣，那就更难学成了。另一点，你比较勤奋，坚持下去，将来能够学业有成。”周先生这番话是仅仅针对我个人背景而讲的，虽然不一定具有广泛性，但对我却是一种勉励，至今不能忘怀。

接着，周先生问起我外语掌握的情况。我说自己学的是英语，现在正在学日语。周先生语重心长地讲：“数把钝刀子，不如一把快刀子。”他的意思是，我的年龄已经不小了，最好把一门外语掌握熟练，而不要学了几门外语，可是哪一种都不顶用。现在回想起来，周先生的看法很实际，他完全明白像我这样一个而立之年才回到学校念书，又学的是中国古代史的人，不能好高骛远，也不能与年轻人拼时间和精力，还是实际点好。我后来的发展也遵循了周先生的教诲。

图4 1991年，周一良与董正华（左）、李孝聪在莱顿大学汉学院门口

1988年，我通过了出国英语考试，于1991年1月15日第一次踏出国门，到荷兰莱顿大学进修。正是在荷兰期间，我与周先生一起度过了愉快的几天。1991年4月8日（星期一），周一良先生赴荷兰参加由莱顿大学汉学院许理和教授（Professor Erik Zürcher）主持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宗教百科全书》的编辑会议，当天下午，我去荷兰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Schiphol Airport）迎接周先生。17时55分，周先生推着行李车从出口走出来，他已经是七十八岁高龄的老人了，依然神采奕奕，步伐稳健，嘴角带着微笑，只说了一句：“你来接我啦！”我们从机场搭乘火车到莱顿，安顿好住宿后，周先生说，会议只有两天半，剩下两天约我来旅馆陪他在城里逛一逛。第三天下午，我到莱顿大学汉学院，北大历史系世界史专业的董正华老师适时也在莱顿大学进修，我们一起陪周先生沿着莱顿老城的护城河岸边走边叙，并摄影留念。

图5 1991年，周一良与李孝聪在莱顿城堡

又一天，我陪周先生去看莱顿城的起源地：新、老莱茵河交汇处的城堡和山丘下的大教堂。周先生毫不费力地走上山丘，在城堡上俯视全城，问我莱顿城的起源和发展的历程。想来先生是在考核我此番留学荷兰是否真的有些收获。我知道周先生和恩师邓广铭教授、业师侯仁之教授都是好友，回国后邓、侯二师必定会向周先生问起我在国外的表现，因此我对周先生的提问当然要倾全力回答，以表现自己来荷兰的三个月“学有所成”。周先生依然话语不多，亦不做评论。走下山丘，我们漫步在莱顿城的运河边，已近中午，先生说这两天吃了不少西餐，我们就别再吃正餐了，不如吃冰激凌。先生既然对冷食如此有兴趣，我们索性就坐在河边露天咖啡馆的椅子上大吃冰激凌。周先生说厦门大学的韩振华先生也在莱顿，与他同住一个旅馆，问我要不要见见。我知道韩振华是研治中外关系史的大师，尤其对南海问题有精深的研究，能够由周先生引荐可是求之不得的幸事。于是简餐之后，我陪周先生回旅馆拜见韩振华先生，向他请教历代南海地名、岛屿归属以及越南陶维英著《越南历代疆域》书中的问题，那一次是我初涉南海历史地理。本来周先生想约我和韩振华夫妇第二天一起吃晚饭，结果我听岔了，以为是他们要在一起吃饭，就没有去。事后周先生埋怨我，那么好的谈话机会竟然错过。我也挺后悔，因为韩振华先生回国后不久就去世了。

图6 1991年，周一良与李孝聪在莱顿街头吃冰激凌

周先生在莱顿的工作结束后，转道纽约回国。没想到一个月以后，我竟然收到周先生的一封来信，信中还夹了两张照片。信的内容是这样写的：

孝聪同志：

莱登（顿）之行承机场接送，并导游照顾，至为感谢！我四月十四日14：00从Amsterdam（阿姆斯特丹）起飞，七小时横渡大西洋，21：00抵纽约。因得小女全家从南方来团聚，多住了一周，于四月廿七日离纽，由我儿子开车赴加拿大大瀑布一游。二十九日自Toronto（多伦多）飞沪，太平洋十二小时。四十多年前由美返国时，曾携此子在美境内瞻望瀑布，此次从加境欣赏，更为壮观。此生得穿三峡，复游大瀑布，于愿足矣。照片二张，寄上作纪念。韩先生处因其地址不准确，信及照片乞代转。你所摄照片印出后亦希惠赐一二！返京后已与令尊通话报告一切，邓先生及万仓同志处均已代为问好。不一一，即致敬礼！

一良

一九九一年五月五日

图7 1991年5月5日，周一良从北京写给正在荷兰莱顿大学进修的李孝聪的信札

图8 1999年夏，周一良去魏公村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就诊，与作者父亲李宏毅、母亲宋蜀青合影留念

周先生信中提到的“韩先生”，即韩振华先生；“邓先生及万仓同志”指时任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的邓广铭先生、北大历史系党委书记张万仓同志，他们都是我的领导，而且关心我在国外的学习。这封信虽短，却在字里行间洋溢着周先生环球越洋之行的快感，表达出对学生的关怀。

最让我感念周一良先生的事情，是周先生始终惦念着他授业过的学生。1995年6月，周先生经多年周折，终获乔迁，特地请阎步克、荣新江、王小甫、陈苏镇、张帆和我等几位老师去家里挑书。一进门，周先生指着书架上一套谭其骧主编的《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七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对我说：“那是专门留给你的书，与地理有关。”在这套书第一册的扉页上，有周先生的钢笔字迹：“一九九三年四月，浙江人民出版社以此书祝我八十岁。时季龙兄下世已逾半年矣。一良记于燕东园。”我手捧着这套先生特意转送给我的书，百感交集。谭其骧先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三泰斗之一，在这套书里不仅凝聚了周一良、谭其骧两位老一辈学者自求学时代就建立起的情谊，也蕴含着他们对后辈学术发展的殷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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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文选自《老照片》第162辑

记与周一良先生相处二三事

文图 | 李孝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