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92年春节期间，我在唐山新区二局俱乐部临街的铁栅栏围墙外抓拍的一幅照片。
铁栅栏里是俱乐部小广场，正在进行着秧歌表演，锣鼓喧天，热热闹闹地对抗着冬天的寒冷；铁栅栏外，这三个男人，正以一种近乎一致的姿态扒着栅栏，抻着脖子，专注地向里面张望。
那天还下了点小雪，细密的、微小的雪花，无声地飘落，在我的胶片上化作了一个个时光的噪点。
这三个人中，左边是位老先生，一顶深色的、庄重的男式单帽，帽檐下是一副老式的黑框眼镜。他穿着一件厚实的黑呢子长款大衣，正是这件呢子大衣的黑颜色，将飘落的星星点点细碎的雪花衬托出来了。他没有用手去抓住那个铁栅栏，因为太凉了。而是用胳膊挎过一根钢筋立柱，把自己牢牢地“固定”在了铁栅栏上，并保持着固执的守望姿态。他在守望什么呢？是一场当下的热闹，还是由这场热闹勾起的更久远、更模糊的属于他自己青春时代的喧哗与色彩呢？
三人中，最醒目的，是中间那一位。他戴着一顶“摩托骑手”的头盔，有护目镜的那种，这在当时，是时髦与不羁的象征。一件皮上衣裹着虽然人到中年却尚未发福的身体，肩线利落，十分合身，即便只是一个背影，依然能够看出那股子干练的劲头儿。他不甘心只是“看”，而是在精神上已经置身其中，他的世界里，此刻，只有锣鼓铿锵与彩绸飞舞。一个向往速度与远方的他，正被眼前这最传统、最真实的年味牢牢吸引着。
右边，是位小个子男子，一顶朴素的“前进帽”，一件老式的传统上衣，一股工人范儿。他微抬起头，努力张望，那姿态里，多了些小心翼翼的探寻。他好像更年轻一些，想看清楚里面热闹的表演，却又本能地与之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一道铁栅栏，里外都是观众。里面的人，陷在拥挤的人潮里，摩肩接踵，看到的也许更为真切，但是视野受限；外面的人，身体暴露在清冷的、飘雪的空气里，看到的，却可能是更为完整的、带着距离产生美感的表演。里面的拥挤，是参与的代价；外面的疏离，则是观赏的补偿。那一瞬间，他们用脚尖和脖颈，为自己搭建起了一个看不见的“包厢”。
顺着三个侧背影视线看过去，在照片画面的右上角，出现了俱乐部电影海报的一角。电影海报，是那个年代俱乐部、电影院门前特有的文化现象，画电影海报也是一份受人尊重的工作。
我按下快门的理由，或许是那三个背影构成的画面里有着不错的线条，包括有形线条和无形线条。也或许就是他们那份“渴望”的姿态触动了我。
如今再看这幅照片，我拍下的，是那个时代看“热闹”的最常见的姿势。没有智能手机将镜头拉近，没有无人机提供上帝视角。那时候，想要看到一点超出日常的精彩，你就得踮起脚，就得伸长脖子，就得付出实实在在的体力，调动全身心的渴望。那“看”的过程本身，就充满乐趣，就已是欢乐的一部分了。
雪一直在下，落在他们肩头，落在我的镜头前，也落进了1992年的光阴里，将那一刻冻结得如此清晰。
照片上的三位先生，在1992年那个飘雪的春节期间的某个午后，如此认真地踮起脚尖，为所有后来者，演示了“渴望”与“观看”最原始、也最动人的姿态。风雪会融化，栅栏会生锈，岁月会流逝，但那个用力向前伸展的背影，已是关于春节，关于生活，关于我们如何与世界建立联系的一个永不褪色的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