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人们只能通过写信来保持联系。
写信对红军官兵还有更为特殊的意义，那是将他们与过去联系起来的纽带，也寄托着他们对未来的希望。
因此战争开始后苏联国内的邮件数量激增，信封和明信片经常缺货，从1942年开始，前线出现了一种叫“三角信”的新事物。
那是一种用特殊方法折叠成三角形的信件，有字的一面叠在里面，叠好后直接写上收信人地址，贴上邮票就可以寄出，省下了一个信封。
从前线寄往后方的信件、三角信和明信片可以投入邮箱，也可以直接交到邮差手里，再由邮差统一送往战地邮局，在那里盖上邮戳，装进邮包，然后通过邮件列车分发到全国各地。
当然，所有送到战地邮局的邮件都要接受军方审查员的检查，如果里面有负面信息或抱怨内容，就会被扣下来，写信的官兵还会被政委骂一顿。
如果邮件内容里有部队番号、驻扎地名之类的敏感信息，审查员也会将其涂掉。
有审查就有反审查，跟审查员斗智成了一些士兵其乐无穷的消遣。
侦察兵博肯科就是个令审查员头疼的家伙，他的哥哥从炮兵学校毕业后被授予中尉军衔，在摩尔达维亚作战。
兄弟俩从1939年起就没有见过面，只能靠书信保持联系，但又不能在信中透露自己的下落。
凭着亲兄弟的默契，两人很快就发明了一套暗语。
比如博肯科的哥哥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现在所在的城市，世界上有一半人爱它的前半部分，所有人都爱它的后半部分。”
博肯科收到信琢磨了半天，猜出他哥哥在赫尔松，因为在俄语中，“赫尔”（хер）是“男性生殖器”的意思，“松”（сон）的意思是“睡觉”。
在回信中，博肯科写道：“你还记得妈妈住的地方吗？8街区27号公寓。”
他哥哥也据此猜出他目前在第8军第27师服役。
后方的姑娘们经常给素不相识的红军战士写信，有的还附有照片，这类信件往往能够鼓舞士气。
给这些姑娘回信是个问题，许多士兵是大字不识的文盲，只能求着有文化的战友帮自己写回信。
坦克排排长布留霍夫就没少干这种事，而且相当敬业，想尽办法在回信中塑造文盲战友的高大形象。
他还记得有一封代笔的信是这么写的：“此刻我一边给你写信，一边想象你多么美丽——美得就像我坦克护目镜上映出的火光。”
这种能代笔写信的人是连队里的红人，其他连队往往会想方设法把他调过去，而连长则会想方设法把他留下。
有时候前线官兵收到的不止是信件，还有包裹。
1942年，步兵谢苗·科甘收到一个小包裹，里面有一个小烟丝袋，上面绣着“给亲爱的红军战士”，还有一双手织的羊毛袜和一封信。
信中写道：“同志，我不认识你，但我知道你正在为了我们的自由与幸福与德国法西斯作战。我们没有忘记你，我们的心和你在一起。致以最热烈的问候！”
信末的署名是塔娅·希茨加尔，科甘给她回了信，并把她的信保存了60多年。
战争快要结束时，战地邮局的任务也重了起来，因为红军官兵开始往家里寄装满战利品的包裹。
士兵每个月能寄5公斤包裹，军官可以寄10公斤，包裹里通常是衣服、布料、皮革和鞋子，在饱受战火摧残的苏联，这些都是好东西。
这类包裹的丢失率也很高，炮兵列夫·沙米斯寄的两个包裹有一个就被人调了包，里面的好东西换成了一堆破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