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幅照片的拍摄时间是1992年的春节期间，拍摄地点在唐山新区哪个位置，我有些恍惚，说不准了。我猜测是在“二局俱乐部”的院里拍摄的，照片上的那堵“墙”大概就是俱乐部的面向新城道的宣传橱窗，可“猜测”这个词本身就透着心虚。如果真是这样，那站在橱窗“楼上”的观众，他们究竟站在哪儿？橱窗顶上有那么宽的位置吗？记忆在此打了个滑，留下一片无从填补的空白。唯有那背景里熟悉的住宅楼——14小区临街的那排住宅楼——用沉默证实了空间的坐标。长焦镜头压缩空间的视觉效果，把那栋楼“拉”得很近，清晰看到楼下商铺门头露出的一个巨大的“中”字，像一个悬置的谜语——“中建”？“中铁”？那后面的字被“楼上”看热闹的观众给遮挡住了，同时也遮挡了那个年代新区可能拥有的、为数不多的、气派的“中”字头的一个完整的字号。照片中的“楼下”，是摩肩接踵、不得不侧身而立看热闹的观众。这些观众应该多是二局的职工和家属吧。左边那两位穿着同款花棉袄的妇女，是刚表演完节目还没来得及换下“戏服”的群众演员？她们挨得那样近，分享着同一片拥挤与热闹。
“楼上”的看客们就从容得多了，像拥有包厢的贵宾。中间是一大一小两个男孩，大男孩用手稳稳护着小男孩的肩头，一种懵懂的责任感，穿越三十多年，依然温暖。他们的右后方，那位低头摆弄相机的中年男子，有个照片里最让我会心一笑的细节——他那相机的镜头盖，还好好地盖着镜头呢。这份专注与“徒劳”，是属于那个胶片时代可爱的仪式感；他们的左后方，是一位站得稍远一点的中年男子，抱膀抄袖，面带微笑；画面最左边穿着时髦皮夹克、双手插进裤兜的青年，微笑地看向右边，皮夹克的领口露出雪白的衬衫，也不嫌冷。从他双手插裤兜的姿态来判断，“楼上”的人们所站的地方，应该是很坚实、很稳固的。
然而，最让我此刻凝视良久、感慨万端的，并非这些具体人物以及细节，而是当年那个“刻意为之”的构图，以及它无意中达成的、远超构图形式本身的隐喻。
在摄影课堂上，我曾一次次对学生讲：摄影构图之大忌，便是有一条线横亘画面中央，左右贯通，将照片生生切割成了上下两部分，那是结构上的败笔。可这张照片，偏偏就犯了这个“大忌”——那道宣传橱窗的棚顶形成的线条，清晰、坚决地将画面上下“一分为二”，切割成了“楼上”与“楼下”两个部分，仿佛是两张照片。
为了弥补这个致命的缺陷，我在照片四周加上了一圈儿深灰色的边框，企图用这个边框，将已被切割的两部分重新“箍”成一个整体。
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我才蓦然发现，这条我曾厌恶的“贯通线”，是何其精准而残酷地，道破了生活的某种真相。
“楼下”是烟火人间的拥挤，是摩肩接踵的体温，是必须侧身才能容下自己的逼仄现实。人们呵出白气，缩着脖子，将自己投入一场集体的、喧嚣的观看。那是“参与感”的世界，也是“个体”被消解的海洋。
“楼上”则是疏离的观察，是拥有更好视野的“特权”位置。空间宽松，姿态从容。有人试图记录（哪怕忘了打开镜头盖），有人抱臂旁观，有人手插裤兜享受一份与众不同的、略带优越感的“清冷”。他们也在看，但看的姿态，与“楼下”的观众已然不同。
而我，举着相机站在哪里呢？我既不在拥挤的“楼下”，也不在从容的“楼上”。我在这条分割线之外，在第三个维度——取景框之后。我是一个更彻底的观察者与截取者，冷静地将这条“楼上楼下”的界线，连同它两边的世界，一并框取到取景器中，凝固下来。
三十多年过去，当年照片里的人们，命运想必早已被更大的力量重新分割、安置，散落进各自人生的“楼上”或“楼下”，或者，在不同的时刻，轮流体验着两种境遇。那个护着弟弟的男孩，如今也该是人到中年，是否也在用同样的方式护着家人，面对人生的拥挤与寒风？那个忘了打开镜头盖的大叔，后来拍到了满意的照片吗？穿皮夹克的青年，是否依然保持着那份双手插兜的潇洒？
那曾令我懊恼的构图缺陷，此刻竟成了这幅照片可以深刻解读的一部分。它让我明白一个道理，最好的构图或许从来就不是完美的分割，而是诚实地呈现那个包括分割线在内的、完整的世界。
